韩旭：《大家》“敛财”说法让我很心痛(3)

　　（上接C17版）

　　“如果有机会，绝不会再犯错”

　　新京报：有报道称“2009年12月起，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大家》由双月刊扩增为半月刊，2011年12月9日又扩为旬刊。杂志负责人介绍，‘扩刊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做，发一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又称理论版。’《大家》变成了两份，原刊两个月出一期，理论版按旬出版”，既然是新闻出版局同意的，为什么会违规呢？为什么会说《大家》是擅自出理论版呢？

　　韩旭：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按照出版的相关规定，对期刊的界定是一个期刊定期出版，刊期固定，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办刊宗旨，也就是一个方向，一号一刊的原则就是一个办刊的方向，所以当时新闻出版局给我们批的是办刊宗旨不变。

　　我记得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文艺理论，似乎还离题不远，基本上还是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只是对有些人收取版面费。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因为众多的因素，没有把握好，这是我们的失职，目前来看理论版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理论这一块了，是我们自己走出了划定的界限。

　　新京报：《大家》停刊，很多人都认为和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混乱有关，你怎么看？

　　韩旭：我表达我个人的感受吧，走到这一步，我们做的理论版现在看有明显的违规行为，这个是事实，我们都承认。

　　理论版收取的版面费我觉得主要都是老师的，因为现在大学、中学、小学的老师都规定要发表论文。这让我觉得很内疚、很沉痛。我父母都是做老师的，他们当年都被认为是好老师，我也一直为他们骄傲，但是如果放在今天，他们还在任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在学校中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会教出很好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会再有时间去写论文，而写了论文又拿出微薄的收入交版面费发论文，这是何其扭曲、何其不正常的现象。我甚至感觉《大家》这样一本有价值的杂志却在喝着老师们的血活着，但这种无奈却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错了就要改，但是怎么改很茫然，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目前还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方向，但一定要找出方法把《大家》做好。

　　“复刊的希望还是有的”

　　新京报：像《收获》、《当代》、《十月》运作相对还不错的文学杂志，你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吗？

　　韩旭：我完全不了解，但我知道有些杂志，比如《收获》，首先它有很大的品牌效应，因此它在发行量上比我们高很多，其次《收获》似乎有基金会的运作和政府的补贴，其他有些杂志应该也是用的，但我本身不是很了解。像有一些大的城市，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所以给予的支持是比较直接有力的。而我们作为企业的一部分，除了和企业共同承担向国家交税的任务以外，政府并没有给我们支持。其实我相信现阶段大部分文学期刊就算可以生存的话，也会生存得很艰难。

　　新京报：你心中文学杂志理想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韩旭：我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对于文学杂志的认定，就是其价值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达到，而首先是应该由政府提倡的。如果整个社会可以对文学期刊的价值认定达成共识，那么他们也应该为这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文学杂志就能够生存下去。我在这里不是反驳记者的报道，但是他们提到的一个词“敛财”，让我有点心痛，这不是《大家》的事实，我们不会敛财，任何文学杂志的价值不可能拿来敛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敛财我们也不会做文学杂志。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有最起码的认知的。

　　新京报：“停刊整顿”的过程中，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在继续吗？

　　韩旭：首先我想强调，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停刊”的公文。当然，按照现在的状况，可能确实是需要停，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其实还在继续，其他的书也在编。

　　新京报：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大家》有复刊的那一天？事实上，文学界很多人表达了遗憾之情，作为一份专业的文学杂志，《大家》的文学品质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也不希望这样一个“文学重镇”就此消失。

　　韩旭：其实昨天我们还和社领导进行了沟通，但现在决定权并不在我们手里。我只能说，复刊的希望还是有的。就我而言，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复刊，最好是能赶在11月份明年期刊征订工作之前，错过的话，即使新的杂志做好了，找到了方向，没有读者也是不行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