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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杂志副主编讲述《大家》背后的故事,称希望能够尽快复刊

韩旭:《大家》“敛财”说法让我很心痛(1)

2012年07月04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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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 1963年生于昆明。198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93年参与《大家》的筹办,1994年《大家》出刊后,于1995年任副主编至今。

  ■ “文学期刊《大家》一号多刊被停刊”追踪

  知名纯文学杂志《大家》,近日被媒体爆出“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6月26日,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停刊整顿。当日,副主编韩旭在发给同行的短信里动情地说:“我曾因那杂志而有了情郎的感觉,也曾是她病榻边的看护,要让我为她撒上路的纸钱,太难。因为手会抖啊。”

  是什么导致了《大家》要以这种方式牟利?这些收取的费用又被用在了什么用途?纯文学杂志生存困境是否是导火线?昨日,《大家》杂志副主编韩旭接受本报专访,向我们一一道来《大家》“理论版”背后的故事。

  “分配利润指标,《大家》压力徒增”

  新京报:《大家》在1998年选择自负盈亏,那《大家》之前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收入来源是什么?

  韩旭:《大家》于1994年创刊,我们一直没有成立一个在行政和经济上独立的杂志社,实际上《大家》杂志一直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因此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运作上包括出片费、稿费和工资等等一系列费用都由社里支付,这一点在九几年的时候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

  韩旭:后来2005年转企改制,其实2005年前以前已经逐渐开始按照企业模式来运转,但是从2005年起比较明确的规定了每个出版社下属的编辑部门,或者按成员的职称或者是按其他标准来核定每个人的利润指标,个人的利润指标合起来也就是部门的利润指标。社里核算到部门,部门内部再进行分配。当时《大家》杂志已经和另一个部门合并成立了期刊中心,社里规定《大家》的亏损由部门自行解决。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新京报:怎样的压力?

  韩旭:我们只是一个边疆省份的地方出版社,事实上如果不做《大家》,部门的同事是可以超额完成任务的,超额的部分按照规定是有提成和奖金的,但是因为《大家》几十万的亏损,我们部门经常就处于勉强完成任务的边缘上。因此编辑部要通过做图书来获取收益,补贴大家的亏损。

  后来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果连续几年不完成任务,就有可能被撤销、人员被打散,或者头一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划归到第二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当中。

  (下转C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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