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 蛮不屑有些人动不动就讲创意(2)

　　（上接C12版）

　　未来梦想 我驾驭不了《赛德克·巴莱》

　　新京报：你接下来的主要方向还是电影吗？

　　吴念真：不。我认为人生苦短，什么事情都可以试一试。比如舞台剧、广告，对我来讲都很好玩。虽然我认为现在最强大的沟通工具是电视而非电影，可电视还是有很多的商业性，而且有一些限制。电影就有比较多的空间，问题是，观众绝对不像电视那么多，这一点我也很清楚。不过不管怎样，它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创作模式，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拍出一两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片子。

　　新京报：前一阵台湾的《赛德克·巴莱》在内地上映，反响也不错，类似这样的东西，你会去拍吗？

　　吴念真：每个人寻找的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讲，我比较擅长我了解的东西，“赛德克”是大历史题材，太庞大了，我恐怕没有办法驾驭。我宁愿去找一个小的东西，从小事情去看大时代，这才是我擅长的。

　　新京报：这种注重身边事和个人情感的表达，恐怕会与市场需求相违背。你怎么看？

　　吴念真：看你怎么弄吧。小细节其实最不容易做了。作为一个编剧，我非常清楚，台湾和大陆的很多戏有情节，没有细节。比如我爱你、我恨你，这些话如今在电视上很容易被演员丢出来，都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去表现。这方面我们做得真的很不如日本，他们的电视剧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很注重细节，把细节变成情节。

　　新京报：所以你侧重把这块做得稍微好一些？

　　吴念真：我希望是，这方面应该是有空间做的。所以我说，我人生最喜欢做的就是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再拍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就可以了。很多人都问我，你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我说，我老了以后，就是“随缘”——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尽力就好，能够产生多少能量，都再说吧。

　　■ 自我解读

　　《多桑》

　　1994年，吴念真自编自导的电影《多桑》在台湾上映，当年获得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

　　从编剧转到电影人后，我只拍过两部片子，而且都很意外。“多桑”在日语里的意思是“父亲”，这部片子是讲我父亲的，他是矿工，62岁时因为工作环境患上不治之症，受不了就从医院跳了楼。他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

　　我是编剧，就常常爱把爸爸的故事讲给朋友听，可我不愿意痛苦地讲述，所以总拿一些他生前好笑的事来说。他是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在我看来，他们那代人是历史的孤儿，一个晚上，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在台湾，那一代人通常不被谅解，也不被理解，因为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只要讲日本话，就是汉奸。可父亲他们生下来就是受日本教育，你怎么可能改变他呢？于是不同的文化就会产生“笑果”。比如我妹妹在家画太阳，他就总把太阳涂成红色，还和妹妹争辩，这就很好笑。我和朋友讲着讲着，他们就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拍出来，而且要自己拍。可是我不会，很多朋友就又跳出来帮我，就这样我就当上了导演。

　　《秋千、秋千飞起来》

　　吴念真直言自己不擅长给小朋友讲故事，他只写过两个绘本故事：《八岁一个人去旅行》和与“9·21地震”有关的《秋千、秋千飞起来》。

　　这本书是和出版社的编辑聊天时说起来的。那个故事来自一个孩子的记忆，他曾是台湾1999年“9·21”地震的幸存者，那一年他小学一年级，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学校秋千上玩耍，记得才认识十多天的美丽女老师，可是不久老师在地震中丧生，学校也不见了，只有秋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有一天他在临时课堂把围篱上的字都认识了，甚至连英文字都认识了的时候，新学校才“长”出来。可是他荡的秋千已经不是当年的感觉了，因为他长大了，脚会撞到地上。听他说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