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最新争论

　　□刘雪婷

　　她清楚自己喜欢哪一种事业。她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她觉得，如果有机会做梦想中的工作，她绝对会一直做下去。51岁那年，她离开自己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与希拉里·克林顿一起工作，是任此要职的第一位女性。她想，只要自己支持的民主党还在执政，她就会呆在华盛顿。

　　她没有预料到自己这么快就想离开。上任政策计划署主任后两年的2011年，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就急于返回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以便回到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儿子身边。安-玛丽写道，“我决定回家，因为我是如此渴望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因为我最终认为，同时完成政府的高级别工作与满足我两个成长中的孩子的需要，那不可能。”

　　今年7月号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安-玛丽·斯劳特的封面文章《为什么女性仍旧不能拥有一切？》。在这篇文章中，安-玛丽回顾了自己从工作时间较有弹性的大学，到工作时间固定的政府部门，再回到大学工作的经历，讨论了在当今美国，做了母亲的女人同时实现职业与家庭双方面理想的难度。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刊出后24小时，它的浏览量就超过了这本杂志有史以来发表过的任何文章。文章刊出十多天来以来，17.7万人在Facebook上推荐了这篇文章，全国性的公众讨论从文火到猛火大煮，氤氲了几乎所有主要媒体。

　　做母亲的职业妇女，希望兼得事业与家庭，这到底是不是个正当的理想？社会设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女性难以实现兼得二者的理想？反过来，假如将女性的理想设定为事业与家庭兼得，假如社会为这类女性实现理想而提供各种制度支持，这是否反而在无形中压迫了那些单身的、渴望一直单身的、或不愿生育的女性？

　　1 上班的母亲:如何事业和家庭都要？

　　在政府任职期间，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丈夫平日里照顾12岁和14岁的两个青春期少年。安-玛丽周末返回新泽西州的家，与两个孩子与丈夫在一起，周一早晨再4:20起床赶5:30的火车回华盛顿，再睡眠不足地在办公室里工作10小时以上。她不仅在情感上牵挂孩子，而且感到亲身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是父母的责任。也就是说，她必须要尽可能地“在场”。

　　可是，“在场”恰恰也是绝大多数现代工作类型的要求。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化也是公共与私人区分开来、工作与家庭在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都逐渐割裂的过程。如今，大多数人的工作需要去特定的场所，按照上班的时间，在机构中与他人合作，使用由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只有艺术家、学者、自营投资者等极少数职业，才能让人享有一定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由工作者自己掌控工作节奏。

　　生产形态与社会关系间的决定性关联是马克思早有的洞见。我们工作的内涵，宿命般地改变了家庭的模式。如今，大多数人不再靠祖宗传下来的田地这类恒产生活，而需要公司或单位按月付给的薪水。在《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这部著作中，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追溯“经济”成为独立范畴的过程，探讨西方世界中现代性的升起：“不动产曾经意味着财产拥有者的权利，庄园主对农奴的控制通过不动产实现；而现代社会中，流动资产兴起、不动产衰退，财富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社会关系的自主范畴，经济这个概念，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经济”这个词的英文与法文拼法，是从希腊语经拉丁文传入的“家庭”与“算计和管理”这两个词的合并。这是个最初脱不开亲密关系和家庭领域的概念，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领薪的世界，经济与家庭脱开，甚至站到了对立面。

　　按自己想要的节拍，花几周的时间在自己的作坊打磨一个罐子的自营手艺人能成为我们怀旧的主角，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需要按劳得酬，而所分配到的任务又不由自己掌握的世界，人们的生活状态像歌里唱的那样，“早晨醒来就要去上班”。

　　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目前美国女性预期人均寿命是81.3年。安-玛丽·斯劳特今年53岁。在生命的前38年中，她完成博士学业、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找到工作，成为了有成就的学者。38岁那年她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其时她已经努力了三年。就这么81.3年的一辈子，要去上班的母亲，却有着养育的责任与愿望。她们能不能——如何能够——事业和家庭都要？

　　2 上一代指日可待的梦，这一代的乌托邦？

　　悖谬的是，“早晨醒来就要去上班”并非一种负担，而是上一代欧美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目标。在女性主义者开展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试验下，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获得职业与职位、独立财产与自主权。这一过程也正是“有职业的母亲”这个概念的源起——在此之前，做母亲的女人多是家庭主妇。

　　上一代女性主义者为女性设定的“拥有一切”的目标，绝非消费主义下的“一切应有尽有”或者“什么都要最好的”，最大的钻石、最高的管理层职务、最好的亲子关系，它是“二者兼得”的意思，是五十年前美国女权主义者一个理想：既有事业，又要家庭。其时的职业妇女多半甫一结婚便须辞去工作，而家庭主妇窒息在正在兴起的美国郊区式中产阶级社区与每户拥有一辆轿车的完美家庭中。

　　在文章中，安-玛丽说，她的职业成功受益于和她同代及比她年长一代的妇女开展的平权运动。曾经，安-玛丽像坚定的上一辈女权主义者一样，认为兼得的理想并不是梦。只要年轻女性有足够的事业心和坚持下去的勇气，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安-玛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到达国务院上班时，她发现，自己错了。原来自己一直以来做法学教授、领导研究机构时能同时照顾家庭又获得职业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作由自己掌控——她可以在家工作，她几乎无需对上级负责。而当她必须在办公室工作，与整个部门的成员不断开会协调合作时，她才意识到，缺乏工作时间、地点、节奏上的弹性，其实是绝大多数职业女性工作的性质，而这种工作性质“难以让你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成长于女性可以工作的社会，当她们将两性机会平等视为理所当然时，体验到的就不再是女性自己争取来的新鲜自由的奇异芳香，而是令人满满挫败感的玻璃天花板，不再是女性也可以拥有职业的喜悦，而是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困境。

　　包括安-玛丽自己在内，与她同代在八十年代读大学的女性和年纪更大的女性，还保持有女权主义的兼得理想，而更年轻一代的女孩，似乎已经将“二者不可兼得”视为无法改变的困境。安-玛丽感到必须要寻找一种新女性主义的落脚点，她希望有一种更容纳女性的实际困境的、不高蹈的女性主义，配合以有力的社会改革。为此，她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譬如，在公司文化中鼓励员工重视家庭，在制度安排上鼓励弹性的工作方式，在价值等级上，不是将事业视为一种比家庭更高的成就，鼓励“成功、更成功”，而是承认不同的成功观和多元价值。

　　3 利润的逻辑，是否能容纳爱？

　　安-玛丽没有经济之忧。她所面对的困境是既爱事业又爱家庭。这是两种爱的逻辑的冲撞。但事实上，这抹杀了绝大多数女性所面对的那个更大的难题：资本的逻辑与爱的逻辑的冲撞。只有具有足够文化资本、经济能力或权力的女性，才可以以爱之名，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只有有足够资本的女性，才能在两套爱的逻辑间做选择与平衡。

　　平权主张为女性带来了家庭以外的巨大机会，但是，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多方面的价值论并未随这个新潮流而彻底转变——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可以选择工作的类型与强度，更容易兼得工作和家庭，但大多数女性必须早晨8点去打卡，晚上被会议滞留在办公室。

　　弹性工作制、以及倡导工作与家庭并重的价值观，是安-玛丽提出的修补方案。然而，这种社会改革可以让公司高层员工在家享受弹性工作带来的便利，却难以照顾到必须站在餐桌前端盘子的女招待。上一代女性主义者在事业与家庭间架起的桥，反而以爱和自我实现为名，塑造了一套“只要努力便能成功”的神话，既忽略和保护了资本的逻辑，又让底层女性的苦痛声音渐息。而安-玛丽提出的一套“更好的女性主义”，在为“有事业的妈妈”争得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些不得不在利润的逻辑下苦苦挣扎、面对利润与爱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女性。

　　只在爱的逻辑间做选择，是特权者的福分。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也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女性权利领域，或局限于两性关系。真正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平等必然关乎根本的社会改革，也是面对利润逻辑的斗争。一场有关夹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职业女性的困境的讨论，也因此不可能不关乎男人、单身女性、退休人士的未来——如果我们期望在一个更好、更趋于性别间与社会阶层间的平等、给每个人更多机会、让人更幸福的世界中生活。

　　没有人能说：“需要上班的妈妈？她们的讨论与我无关。”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