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20世纪中法文化对话的见证人

　　“盛成的生平经历，便是他的杰作”

　　回顾二十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史，必然要提及一位传奇人物——盛成，他曾被法国《世界报》誉为“中国的马尔罗”，他所走过的漫长人生历程，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诸多面临抉择的重要历史关头，他总是敢于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在盛成的漫长人生历程中，其错综复杂、非常戏剧化的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见证人”。所以，我想借用法国作家莫洛亚对马尔罗的评价，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盛成的生平经历，便是他的杰作。”

　　盛成，字成中。1899年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文人世家。其曾祖母阮氏，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阮元的堂妹；母亲郭氏，是清末“太谷学派”弟子张积中的后人，太谷学派是清末嘉庆道光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办于仪征的“民间儒家”学派，是儒家思想不显传的暗流。推崇儒家圣功学说，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结合当时的国情，太谷学派有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以养民为本，推动社会变革，追求思想自由。

　　这种家庭文化背景的浸染，赋予盛成鲜明的个性与思想。让我们看看这位被誉为“世纪见证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创造过的个人“历史神话”：从辛亥革命中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到“南京光复”起义中的“辛亥三童子”；从“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亲历者，到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工运领袖；从参与创建法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达达派”追随者；从轰动法国文坛的《我的母亲》法文小说的作者，到登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讲台；从北京大学法文教授，到“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义勇军政治部主任；从“抗敌协会”赴台儿庄前线劳军的特派代表，到深入敌后、九死一生的“游击教授”；从抗战胜利北平的接收大员，到羁留孤岛、身陷囫囵的台大教授；从重返故土的海外赤子，到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获得者。

　　他的传奇人生及其生动的著作，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完美的画卷，它所讲述的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更确切地说，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

　　法国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盛成是于1919年11月抵达欧洲的，之前他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成为铁路工会的代表，往返于天津与北京之间，为罢工筹集经费，期间认识了吴稚辉，通过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勤工俭学运动，决定去欧洲寻求“科学与民主”的救国之道。

　　初到法国，由于盛成法语水平比别人高，很快就在工厂里找到工作，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涯。他先在巴黎的木器加工厂打工，很快就进入旺多姆中学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S.F.I.O.）。当时正值左翼思潮在欧洲崛起，而盛成思想进步，来法国之前是中国铁路工人的工会代表。这使得他很快就融入到这一政治变革的中心，亲眼目睹了法共的诞生，并成为南方朗多克省支部的召集人，被选为书记。于是，盛成在旅欧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名法共党员。

　　作为社会党多数派，他出席了1920年12月在图尔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前，他匆匆离去，到里昂迎接刚刚到法国的周恩来、张申府等人。这批学生日后成为改变留法运动的重要人物，并且发展为旅欧共产党支部的领导。

　　一些远离斗争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其中大部分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盛成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曾经一度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没有继续留在其中。事实上，盛成在蒙比利埃与一些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关系密切。他竭力提倡劳工神圣，组织勤工俭学同盟，实行工学主义，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1926年5月7日，在塞特世界语工人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盛成做了长篇演讲《和平之中国》。该发言让他一举成名，很快印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对欧洲人说，在中国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随心所欲地给我们派来传教士，运来鸦片和炮弹呢？……”

　　在这篇讲演中，盛成先介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面貌。他指出：“中国从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它不是对外扩张的民族。”盛成强调说，怎么能不把基督教当成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呢？”不难看出，盛成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他又阐述，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了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带来了资本家的剥削，以及与之对立的工会，和革命运动。所以，盛成坚信“国际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拯救被破坏的和平，准备起来革命”，并且最终抵达“真正的和平”。

　　但是盛成并不拒绝西方文化。他之所以来欧洲学习，其目的并不想让中国变成欧洲的模式，只是想唤醒自身独有的特性，这样对西方表现出的奴性可以逐渐淡化。最终，在理性、科学和互助的前提下，全世界所有民族一起迈向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

　　与瓦雷里的不期而遇

　　盛成与瓦雷里的相识，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所看到的《我的母亲》序言，其背后有很值得研究的写作背景。如今，这篇序言已经收入《瞩目当今世界》一书，其写作动机远不止是对《我的母亲》一书的阅读感受，且其中的观点由来已久。

　　早在1895年，瓦雷里发表了《鸭绿江》一文，内容涉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旨在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古老文明的侵蚀和破坏。文章的形式极为独特，虚拟了一场欧洲人与中国文人之间的对话。诗人表达了对亚洲国家西方化的忧虑，因为他们在效仿欧洲“失去理智的混乱”。这似乎与罗曼·罗兰所痛斥的“欧洲的野蛮”如出一辙。

　　1927年5月18日，瓦雷里的母亲去世了。蒙彼利埃大学理学院学生盛成，在蒙城车站，他意外地遇见了为母亲料理丧事归来的诗人。他并不掩饰渴望结识诗人，并且请他看看正在写作的《我的母亲》。“我身上揣着书稿，总是想到你在塞特山岗上的沉思，在那座山跟前，我从未停止过虔诚的思考，与此同时，我拟出了我的小说开头几页，关于我母亲的故事。”盛成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他写道，“因为中国再也不能沉睡下去了，他们要站起来，无论如何，年轻的中国要站起来，”……

　　1927年11月21日，瓦雷里终于回复了盛成。实际上，瓦雷里对外的联系都是通过秘书来处理的。对于盛成的请求，诗人通过秘书有所了解，他这样写道：“就他所给我讲述的这些内容来说，我深信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很快找到一个出版商，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朴实的作品，其风格是如此纯粹和真实。”他同时承诺，“请让·波朗先生审阅你的书稿《我的母亲》。阅后他可能会将其中一些章节刊发于《新法兰西评论》。”

　　之后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瓦雷里在家里接待了盛成，不久出版社就跟他签署了合同。1928年7月，《我的母亲》由亚丁阶（Victor Attiger）出版社出版，销路相当不错。年轻的作家成名之后，各地的邀请函纷至沓来，他应邀赴瑞士和比利时演讲。事实上，他这时已经被聘到巴黎大学执教。

　　1928年，盛成与瓦雷里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928年3月6日这天下午，盛成身着一套崭新的西装，出现在巴黎大学的讲台上。瓦雷里前去聆听了他在巴黎大学主讲的第一堂课。著名诗人与班乐卫一起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盛成把中国科学的渊源《易经》作为首讲的主题，他生动而精辟地阐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的道理。

　　瓦雷里为《我的母亲》所做的序言，最先发表在1928年春季号的《交流》（commerce）杂志上，题名为：“为一个中国人著作所作的序言”，后面节选了《我的母亲》部分章节。1931年，由Stock出版的《瞩目当今世界》中重新发表，文章题目为：“东方与西方”。原题在副标题之前，根据该文的一个注释，我们发现这是针对《鸭绿江》的一篇精彩的演说辞。

　　1927年12月31日盛成曾经写下一首诗，题赠给瓦雷里。很明显这首诗受到过《鸭绿江》一文的启发。故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的母亲》出版之前，瓦雷里就已经给盛成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我们推测，这篇序言中的一些观点，是两位作家相互交流之后，所产生的观点的集合。

　　盛成在留法十年期间，先后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曾经感到过迷惘，但是，当他深入到法国文化实质中，与法国文人进行最直接的交流之后，他不再徘徊和迷茫，而是回归到家族传承的儒家思想，并且找到了一条实现人类真正和平的道路，即：“大道归一”，也就是“天下殊途而同归”！

　　□胥弋（中法文化之旅丛书、左岸译丛主编。上世纪末，偶然与盛成结识而致力于“盛成研究”，曾任《盛成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