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死生转换之间

　　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 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我也希望在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

　　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 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 2012年6月8日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深圳报道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最艰难的割舍

　　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他绕着病房楼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签字时,他的手一直在发抖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

　　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在女儿ICU病房外的长椅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愣。”

　　终于，他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但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这一笔下去，他知道，什么都回转不过来了。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黄宏林一个人绕着病房大楼一圈一圈地走。

　　最后时刻，黄宏林签下字，手一直在发抖。

　　和黄宏林一样，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也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的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

　　“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但有的迟疑改变了最终的结果。

　　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介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

　　深圳的一个老交警，生前要求把所有器官都捐出来。他的爱人打了电话。高敏从早上九点钟赶到，一直到半夜两点多家属依然犹豫。当家属准备同意的时候，器官已经无法捐献。最终只捐了遗体和角膜。

　　一场拉锯战

　　病人的亲属要求捐赠器官换取经济补偿,高敏拒绝了,家属犹豫了一个小时后,最终放弃了捐赠

　　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

　　高敏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

　　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

　　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双方都陷入沉默。

　　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

　　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

　　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

　　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

　　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高敏因为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

　　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

　　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爱心屈服于生活的无奈。

　　在一个器官捐献成功之前，还可能遇到种种障碍。有时候，是一张迟迟开不下来的死亡证明。有时候是病人所在的医院怕引发医患矛盾，不愿意配合移植医院。有时候是因为家族里一个亲属的一句话。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次红灯。

　　让高敏至今仍觉心疼的那次失败的捐赠，是一位叫庞泉的公交车司机。器官捐献审核的专家团队刚到医院的楼下，为庞泉做心脏复苏的医生在楼上就宣布庞泉心脏停跳。一上一下，是永久的遗憾。

　　150万与200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

　　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

　　蔡旭丽，31岁。她坚持要求捐出自己的器官。每一次她预感自己快要走了，就会给高敏打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她的丈夫打的，她没有力气说话。高敏赶到之后，又一次承诺帮她完成心愿，蔡旭丽才安静的离去。

　　另一个给予高敏“坚持做下去的力量”的人是14岁的丁思成。

　　去年7月，妈妈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打电话给高敏，想要捐献妈妈的器官。

　　他说妈妈提过，如果死了，要把器官捐献了。“妈妈提过8次。我记得。”

　　丁思成的坚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捐献。他就说服舅舅，要求舅舅做他的监护人，帮他签器官捐献同意书。

　　“我能做的是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特例经过高敏的协调得到了批准。

　　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丁思成和高敏。

　　2011年8月2日，晚上9点，殷小利心脏突然停跳。抢救。无效。如果心跳无法恢复,殷小利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

　　“所有人都盯着我”，高敏说。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一遍一遍地揪头发。高敏看着他，“心揪成一团”。

　　凌晨一点，医生请家属放弃抢救。高敏说：求求你们，再抢救一下。专家组马上来。

　　这个时候，护士冲了出来，“心脏复苏过来了！”

　　专家组到了楼下。高敏蹲在地上起不来，她说：“思成，你妈妈有心坚持，她是为了这份心愿。”

　　回忆当时的情景，丁思成说，当时自己就怕帮不了别人。“妈妈到了另一个人生命里，我才不会太多忧伤。”

　　殷小利成功捐献了一对眼角膜，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医生后来通过高敏问丁思成，你妈妈的半月板也可以帮人，能取吗？

　　丁思成抬起头，肯定地说，“能。”

　　高敏注意到，丁思成当时的眼睛是发亮的。

　　“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见捐赠者的亲属，高敏认为，有时应该表现出感恩

　　终于走到了手术室前。

　　袁德珍在走廊里，把田干从头摸到脚，再从脚摸到头。她一直记得田干露出的脚趾冰凉的触感。

　　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

　　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

　　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高正荣到现在还记得捐赠者黄晓玲交给她的眼罩，眼罩外侧是一对小兔子的图案。黄晓玲患了八年的结肠癌，丈夫不知所踪，她只能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临死前，黄晓玲决定捐献角膜。但她担心：眼睛给摘了，血淋淋的会不会很难看？

　　她托人买了一个眼罩。叮嘱高正荣，角膜捐献之后要帮她戴上。有兔子图案的那一面要朝外。“那样才好看。”

　　黄晓玲还有一个心愿。她儿子从小给了别人，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知道身世。于是她录一段视频，托高正荣等孩子长大后交给他。

　　一个85岁的老人想要捐遗体和器官。怕儿女不同意，他打电话给高正荣，要求他用笔记下来：谁干涉的话，就是不忠不孝。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6月8日，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

　　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高敏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

　　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

　　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唯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

　　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来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