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赔偿》：“精致”的谋杀

　　□书评人 方希

　　对于一个喜欢詹姆斯·M·凯恩的人来说，眼见着评家把他生生推到侦探小说作家堆里去，是一件悲伤的事。你当然可以理解评家需要对作家做各种归类，仿佛作家们是超市上的货品，也完全明白需要给作家和作品贴上标签，好像药剂师在一模一样的瓶子上贴上一模一样的胶纸，写上潦草的字，以区别瓶子里不同的毒药。但是，何必呢？凯恩被贴上标签，如同一个柔糯圆润的美臀被盖上屠宰场的蓝色印章。

　　以谋杀者的口吻来写故事，自然并非凯恩的发明，其他侦探小说家早这么做过，而且做得很不赖，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早于凯恩的《双重赔偿》十年，早于他的成名作《邮差总按两遍铃》八年——吧，这不是个竞赛，我的意思是，凯恩的作品和故布疑云的侦探小说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没打算隐藏谁杀了人这事儿，也完全没有兴趣让智力超常的偶像侦探抽丝剥茧拨开迷障。事实上，精确设计的谋杀一结束，就有个并不起眼的利益关联方站在杀人者面前，噼里啪啦把案情推测得八九不离十……就算这样，你依然会忍不住一页一页翻下去，直到读完。这不是智力游戏，只是一趟接着一趟充满意外的盘旋伸展，每次你以为即将抵达平台，又会有另外一个转弯通向未知、晕眩的所在。

　　谋杀者除了谋划之外，还有相当精致的技术，当赫夫为了让情人的丈夫亲自签上保单连续去了三次办公室，像一个超级影帝一样精确地走位、说台词，抛出多卡式记账法之类的术语，让倒霉的丈夫心安理得地走入深渊；当他离开家之前，在电话铃盒里放上半张名片，以确保杀人的一个半小时之内有人打电话进来他可以知道（别忘了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未接来电之类的玩意儿）；当他嘴里衔着烟上火车，以确保有足够多的证人，同时因为脸部扭曲而无人注意到他和死者面孔上的区别……你几乎觉得这一场殚精竭虑的谋杀，细致得像一部教科书，你甚至都在运用看小说的经验，推测哪一个百密一疏的细节让这场谋杀败露。

　　英国人奥威尔所描述过“完美谋杀”，在他看来，凶手往往必须是一个专业阶级的小人物，过着体面的生活，他不是保守党当地支部的主席，就是新教派和禁酒教派领袖。他对女秘书或者对手的妻子怀有非分的恋情，在同自己的良心做了长期而可怕的斗争后不惜犯罪。他的计划极为狡猾，执行相当精密，他觉得通奸被察觉意味着被他的社会阶层抛弃，他确实是犯了谋杀罪，在另一层面，他却是现存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有了这种背景，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性质，令人难忘，并且让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充满同情”。照着奥威尔的标准，《双重赔偿》中的谋杀是不上档次的，但唯有一点共通：这起案件中拥有“感情的深度”。

　　赫夫和菲丽丝之间有爱，他为了钱，这是自然的，也为了这个女人。当他第一次靠近菲丽丝，就从后脊梁上感受到危险，菲丽丝在他身边折起衣服的边角，她身上散发出可以共谋的气味，她让他一眼看穿包藏祸心，但依然执意楚楚可怜。他们是一类动物，安适、凶猛，就像失散的亲人，彼此一个照面，就知道对方是同路人。赫夫突如其来又像蓄谋已久一样强吻了菲丽丝。“她冷冷地盯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把我拉向她，回吻了我。”这两个吻，是两人在契约书上的盖章，显然，菲丽丝盖得更为冷静和清醒，早已埋伏下了想要打死赫夫的那一枪，或者是一只冰锥或者高尔夫球杆——凶器并不重要。

　　赫夫是可以逃脱的，他只需要对警察怀疑萝拉杀害了父亲缄口不言——这会是几乎所有谋杀者的选择，爱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胆小鬼，虽然他们攫取钱的方式充满胆量——如果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爱上萝拉的话。萝拉是赫夫的意外，洁净如早晨窗台上的花朵。赫夫当然是个精于算计的混蛋，一个天生的罪犯，但即使是混蛋也有可能爱上一个人，无功利的，宁可献身去死的爱情。菲丽丝如果不是跟他合谋，不过是一个通奸对象，他们之间的同类之爱，是一杯上头的烈酒，只是因为一起杀人的缘故，掺杂了恐惧。“只要一滴恐惧，就能让爱冻结成恨”，让酒变成毒药。萝拉是逃离恨意的一条崇高的小径，一股从天堂偶然吹向赫夫的风，虽然她自己并不知情。

　　和凯恩的成名作《邮差总按两遍铃》相比，《双重赔偿》的节奏更好，技术更精妙，几乎找不到在《邮差总按两遍铃》中作者忍不住解释的废话，很难想象这部复杂的小说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得以完成。凯恩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并没有更好维持名声的大作，虽然他又出版了十几部小说。用个多情文青的说法，有时候你得承认，一个作家就是为了一两部杰作而出生世间，他的阅历、性情、笔法、对人性了然的程度，都只是为命定由他完成的小说做准备。

　　赫夫和菲丽丝的爱情，像可燃冰，甚至可以被人捧在手上熊熊燃烧。燃烧过后，留下卑污的印记。他们有罪恶的杂质，有丑陋的气泡，他们冷。这是恶者的天谴，一旦靠近救赎，便自绝于之前痴迷追求的一切。对此他们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