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三环落地的国际化生活

　　农展馆

　　城市中心的“村庄”

　　“我的毕业分配书上写的工作单位地址是：北京东郊农业展览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军看到分配书的时候，心里头“感觉有点荒凉”。那时，现代意义上的三环路还没有完全形成，东北三环还是窄窄的一条路，虽然东三环以西的三里屯使馆区早已形成，掩映于林荫的深处。农业展览馆隔壁就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长城饭店，它也是中外合资企业，于1983年开始营业。人们听说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的时候，曾在这里下榻，顶楼有旋转餐厅。对于普通人来说，长城饭店和三里屯使馆区一样，颇为神秘，间隔于普通生活之外。

　　20多年前，东三环北路一带给普通人的直观感觉是：“三环外就是一片农田荒野，庄稼地里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物，模糊不清，处于首都的外围。”作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宏伟的农业展览馆庄严肃穆，在东三环北路一带是一处特立独行的存在。它碧瓦黄檐的屋顶标记着这一带的天际线，两侧是两座巨型雕塑，两匹骏马之上，工农兵学商群像的上层是举臂擂大鼓的鼓手，农林牧副渔群像的上层是聚宝盆和扬臂打大钹的姑娘，气势宏大，总能吸引来往的目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展示的窗口，在东三环一带还很空旷冷清的时候，农展馆里就接待了不少亚非拉国家元首和老一辈革命家们。

　　农展馆也和北京普通市民的距离最近。在刘军印象中，“80年代，每年十月举办农副商品展销会，北京市民要挤破脑袋才能买到票，两毛钱一张”，那几乎就是北京市民的一次集体大聚会，“人山人海，大部分都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公交302总站也是在农展馆”。大部分的居民就是来赶赴一场东郊的聚会，采购完后再回到北京城里。

　　“东三环北路一带，我觉得是近30年北京变化最大的区域之一。因为交通便利，是首都机场进入北京腹地的门户，说得正式一点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脉搏而变化。”刘军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昆仑饭店开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竣工等，现代意义上的一批重要地标性建筑群开始在这一带出现。农展馆本身保持了一种内部的宁静。刘军说：“农展馆一直是城市中心的村庄，鸟语花香，我在这里可以思考大城市出现的一些问题。”

　　燕莎商城

　　把世界级高端引入中国

　　总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东三环北路一带还很冷清。进入90年代，燕莎友谊商城出现，它全面输入了一种新的高端生活方式。“1992年，燕莎友谊商城开业。这也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应运而生的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商城。”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和阳介绍。燕莎的诞生颇有传奇色彩，据说当时中德两国首脑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合作项目的时候，取燕京的“燕”和汉莎的“莎”，组成了“燕莎”这个名字。

　　1994年，三环路贯通，燕莎商城出资80万元买下了门前三环路上立交桥的署名权，取名“燕莎桥”。和阳觉得，这是一个“颇有远见的决定”，作为一个地标，可以被人们无数次讲述和经过。

　　作为北京90年代最具代表意义的商场，许多人对国际品牌的启蒙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燕莎开始把世界引进中国，售卖世界级的高端。这里有当时世界上只生产出两台的53寸大屏幕索尼彩色电视投影机，中国市场仅此一台的日产透明玻璃三角钢琴，以及标价22万元一套的意大利皇室牛皮沙发，标价24万元一只的18k金满天星钻劳力士天文机械坤表，标价80万元一对的缅甸翡翠手镯……

　　“买车选宝马，购物去燕莎，吃饭点龙虾，小秘带回家。”这是一句流行一时的“京城四大傻”。和阳说，“我听到这句话估计有16年的历史了，说这句话的人，肯定不是燕莎的顾客。”这句话也丝毫不影响一种高端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售卖。“虽然燕莎从来没有折扣，但是顾客很放心，因为燕莎没有假货，从来没听说过燕莎坑人的。”还有一点是，“千万不要以貌取人。看着很普通的人，经常一下子买上百万的东西。”

　　除了出售实物，燕莎同时还出售服务以及生活方式，这也是现代商业的特点。和别的高端消费商场的私密性不同，燕莎的空间较为开放，和阳觉得这就是燕莎特色，也是中国特色。“有些来燕莎买东西的人，嗓门特别大，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买了一个巨贵的东西。他们对燕莎有忠诚度，感觉在这里很自在。”东三环一带使馆多、国际化企业多、外国居民多，“外国人一般都是来燕莎购买一些本国产的生活日用品等，或者来燕莎吃饭，一般很少买奢侈品。”

　　枣营北里社区

　　从“后面”走到国际化前台

　　1994年搬到燕莎桥东枣营北里社区的蒋捷卿，觉得自己生活在很多个“特立独行”的庞然大物后面：“90年代初，这一带也不是很热闹。这些饭店、商城没进去过，但是刮沙尘暴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昆仑饭店、燕莎商城都笼罩在层层朦胧的黑幕中，那种景象很奇特。”

　　“那个时候，前面的人是不会走到我们这后边来的。”蒋捷卿所说的“前面”和“后面”的分界线是亮马河以东切割出来的两个空间。“前面”东三环北路沿线一带，是属于世界的、商务的、明亮的、繁华的；“后面”的枣营北里社区一带在90年代还是脏乱差的生活区。“亮马河虽然是活水，但是因为周边生活生产废水都是直排，臭气熏天。麦子店街道一带，路两边有早市，一下雨都是臭鱼烂虾的味道。亮马河东一带还有很多小店，不少洗头房……”

　　环境的彻底改观，蒋捷卿觉得得益于奥运会。

　　“亮马河现在就是一摊死水了，两头堵死，就是维持一种景观效果。”蒋捷卿说。经过奥运会前后的改造，现在的亮马河看上去芦苇荡荡，一派湿地风光，也总有人垂钓，但“在这里面钓的鱼，绝对不能吃的”。

　　还有一种改变是这些年悄悄发生的，涉及气质性的转换，用蒋捷卿的话说，“现在这一带很国际化”。

　　这几年，那些东三环北路沿线一带“特立独行”的建筑里的人，开始走向东三环北路“后面”的腹地，带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渐渐融入其中。如果放大到东三环北路一带较大的社区麦子店社区，燕莎商城一带，朝阳公园、三里屯一带，“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打成一片了。麦子店社区这几年一直提出要建设国际化社区，北京不是要建设世界城市嘛”。

　　蒋捷卿感受最深的是，“现在我们枣营北里小区，是一个国际化的小区了，我住的楼就是一个小联合国”。居委会的门脸上写着Community，小区里还有外文图书馆，“借书的大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要学习外语嘛，外国人都学习中文了”。

　　蒋捷卿每天进出楼道：“那个来自哥斯达黎加或者苏丹的Peter，人很友好，每次开车经过我跟前，都会摇下车窗，跟我说：hello！”

　　■ 北京客言

　　在这里不觉得自己是外人

　　●Oliver Sedlinger，德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我来北京十二年，感觉东三环北路一带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还记得凯宾斯基饭店和普拉那餐厅开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选址是不是太远了，但是现在看，这里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附近有很多重要的休闲购物区，例如蓝色港湾、霄云路，也包括三里屯。使馆区很近，附近还有很多国际性酒店、许多国际化公司都落户于此。在我看来，东三环北路一带是北京最重要又最时髦的区域，交通方便，有许多国际化的事物。现在我对北京、对东三环北路一带很有亲切感，我不觉得我是外人，每次我降落在首都机场，和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回来了”。

　　东三环一带的交通问题，高峰时段的拥堵问题，这在其他国际化的城市也存在。因为有地铁和机场高速，我觉得这一带交通连接还是很方便的，但没有那么容易打到出租车，出租车比较少。我觉得出租车是公共交通中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有足够多的出租车，没有必要人人都要有私家车。我发现这一带也有不少公共自行车出租，晴天还不错，下雨就不太好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多走路。

　　在亮马河一带，总能看到有人散步、慢跑、骑自行车等等，不仅外国人去那里，也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是老年人喜欢在这里玩。每次看到亮马河的时候，我都想着如果河水干净，就可以来这里游泳了。这会提升这一区域的价值，变成人们放松的好地方。在德国也有大城市里有像东三环北路一样的区域，在柏林、汉堡、慕尼黑都有这样的区域，只是因为北京很大，所以东三环北路一带也很大，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城市，这样的区域相对小些。

　　■ 记者手记

　　表情丰富的商业生态圈

　　东三环一带，地标性建筑云集，从硬件上看很直观。和阳说：“那些国际一线品牌要进驻北京，一般都会首先入驻东三环一带。”这既包括CBD这样的以国贸为核心的商圈，也包括了东三环北路以燕莎商城为核心形成的商圈。东三环一带是北京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如果你去看这一带的餐馆，很少有二十多年屹立不倒的，这一带自身的新陈代谢功能好。这一带因为进入成本高，风险大，它甚至已经不允许你失败了。”因为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残酷，所以，“这一带的商家会去共同维护这个品牌，也更加洁身自好”。

　　东三环的两段，如果说国贸商圈的商务气氛浓厚，那么燕莎商圈在商务和生活之间，有一种平衡。东三环北路一带，是包括蓝色港湾、朝阳公园、三里屯一带的广大区域。这里有数量众多的餐厅，但是整体客户群消费理性，对品位与格调要求更高，北京最好的日本料理、德国啤酒坊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这里不仅有让人很受刺激的燕莎商城，也有像昆仑饭店对面的佳亿时尚广场，由一家家小店组成，可以淘货，可以砍价，服装时尚新颖，却也不是找便宜的地方。消费理性是市场成熟的表现，各种层次不同的供需选择，才是构成一个良好的商业生态圈的基础。“生态”，在商圈中也注定是个表情丰富的词汇。

　　沿着东三环北路这条动脉出发，一路总是有不少惊喜，总能在两边找到各种异域风格的饭馆餐厅、个性十足的店铺等等，还有农展馆这样的隐藏在三环边的“城市村庄”；在亮马河边、在三里屯东街，偶尔有一种错觉，好像置身于欧洲某个城市的街区；还能见到各种不同的路人，国籍不同、肤色不同的人在这里交错着赶往各自的目的地。东三环北路一带，见证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到北京，从概念到落地，走过的道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