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进行十年,数百位学者参与;辽宁、安徽两处考古发现提供“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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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仲玉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一形容中国历史悠久的“口头禅”,在学者近10年的研究之下,可能将被证明。
近日,社科院公共考古中心联合北大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举办“2012公共考古论坛——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学者正在努力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说寻找依据。
该工程阶段性总结认为,近年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的发掘,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可以推测当时进入初期文明不无可能。
多个科研机构参与探源
据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从2002年开始,工程已进行了10年。
该工程涉及多个国家科研机构、十余个省级考古研究机构、近十个大学的数百位学者参加了项目工作。据介绍,探讨的内容包括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华文明的特点等问题。
工程带头人之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
5000年文明还需论证
王巍介绍,考古学家对于一南一北的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研究,证明距今4500年的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为探索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而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的一些发现,则反映出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些地方阶层分化已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
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卫红介绍,凌家滩遗址出土有玉器600多件,石器约400件。而在凌家滩遗址北部,有一处独立的祭祀和埋葬场所即祭坛和贵族墓地。不同的墓葬使用的“石头”数量、种类都不同。这些石头反映了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已开始出现。
“与之相互匹配的都邑,比如高等级的建筑、宫殿等等还没有发现,但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还需要充分的证据。”王巍说。
■ 揭秘
中国专家重新界定“文明”
“在国际学术界,以往‘文明’的标志是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这并不符合世界各地进入文明的特点。”王巍介绍,此次对“文明”有了重新界定。
王巍认为文明形成有5个标志,包括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某些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贵阶层所控制;人口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邑;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
王巍认为,中国的标准可能更符合世界情况,判断“文明”最关键的应是出现国家和王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
■ 对话
“文献中不少神话色彩不能作史”
“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何争议?为何要花费10年,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关于“文明”的定义是否为一家之言?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王巍: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沧桑和变迁。“上下”是说一脉相承、延续不断。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延续不断、持续至今的文明。这一点毋庸置疑。
新京报:为什么我们熟悉的这个“口头禅”会遭到怀疑呢?
王巍: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古代文献中有不少神话色彩,还不能作为信史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
研究学者都知道,五千年的说法是没有经过科学研究的,不是一个经过科学研究的结论。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如果不存在,中华文明历史就连四千年都没有,而是只有三千多年。
新京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王巍:这个工程有很多内容,包括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为什么经历这个过程,其背景、原因、特点和机制是什么。5000年文明是研究论证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点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如何形成的。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学者,对自己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不拿出较为系统的见解,确是令人汗颜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仲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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