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那些与幸福有关却并不幸福的一切(2)

　　（上接C04版）

　　错误 追求自我追到绝望

　　在最初以类似喜剧的方式介绍了格伦伯德一家之后，小说转向了人物的内心，转向了女主人公帕蒂的自述。这部帕蒂·柏格伦德自传是她“依心理医生建议”，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写的，自传的标题叫做《错误已经铸成》。帕蒂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长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的母亲是职业民主党人，热衷艺术与慈善事业，父亲是一名律师。帕蒂是家里的那个特殊的孩子，她的个子比妹妹们高出一大截，和“每位家人相比，帕蒂都要高大许多，也普通许多，反应更是明显地迟钝一些”。妹妹们热爱艺术，而她则是学校里的一名篮球运动员。在这样的家庭中，帕蒂养成了 “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一个常见而又危险的组合。

　　帕蒂在球场上表现出的凶猛好斗，主要是为了获得母亲的关注，赢得母家的赞美。帕蒂受到父母深重伤害，从而对他们彻底失望是在高中一次聚会上被强奸之后。因为强奸者是巨富之子，对方的父亲与帕蒂父母是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她的父母表面上是在为她出头，实际上不过想息事宁人。此后，帕蒂所做的一切选择都或显或隐地为一个动机所推动——与她的父母作对，让他们感到难堪。

　　大学里，帕蒂被一个名叫伊丽莎的孤独的怪女孩缠上。虽然她和伊丽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也谈不上多么被对方吸引，但伊丽莎对她的忠诚和狂热的喜爱，显然极大地满足了她那个时刻需要被关注的自我。帕蒂通过伊丽莎认识了摇滚歌手理查德和他的室友沃尔特，并立即迷上了理查德。身材魁梧、长得像卡扎菲、爱嚼烟草的理查德让帕蒂心旌荡漾，但他对女人的态度显然过分随意，也不太把帕蒂放在心上，而沃尔特则始终对她表现出温柔而不计回报的殷勤。在短暂地尝试跟理查德走但迅速遭遇失望之后，帕蒂重新回到了沃尔特的怀抱，并决心好好爱他。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祸根就此种下，理查德于是成了那个她“不曾得到的人”，那个更有趣、更有魅力的摇滚歌手，成了她后来必须被好好“挠一挠”的痒痒。与沃尔特确定关系之后，帕蒂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篮球，当沃尔特问她想做什么时，她这样分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她说：“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事实上，那正是女主角帕蒂所做的——努力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和一个好妈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她一手精心修缮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她一心以为自己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建好了一个坚实的堡垒。虽然丈夫沃尔特无法满足她对男人的一切期望，但是她满足了他对女人的一切期望，而她的期望可以通过其他事情来弥补——比如对儿子乔伊的溺爱。

　　儿子的背叛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在她脆弱的心理状态下，再加上命运那永远“刚刚好”的时机，她不顾一切地和理查德一起背叛了沃尔特。然而和理查德的关系并没有拯救她，这不仅因为她无法在理查德和沃尔特之间做出抉择，而且因为理查德绝不可能像沃尔特那样地包容她，容忍甚至填补她那个空虚的自我。于是，我们跟随着自述人冷静而节制的叙述，慢慢看到她的生活是怎样一步一步地陷入绝望之中。

　　自由 无法填充内心的空洞

　　那么，帕蒂等人的人生故事，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在美国这个国家，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可以说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要热烈，在这个为追求独立而立国的国家里，自由应是唯一一个超越左中右的意识形态词语，它已成功地进入每一个人的潜意识——虽然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在解释自己写作《自由》的初衷时，弗兰岑这样说，“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几乎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自由。但为什么拥有自由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快乐？”（转述）看来问题并不是拥有多少自由，而是怎样理解和使用你所拥有的自由。然而，成问题的是，对“自由”一词的理解向来充满纠结。自由的概念纷繁复杂，我个人认为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是相当具备解释力的，在此不妨借来一用。伯林将自由区分为作为主体的人自主去做选择和决定的“积极自由”，和一个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干涉的“消极自由”。在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美国，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小就被灌输去争取自主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与之同时，他们也被教导要去尊重他人的空间和选择。那么一切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总是知道怎样去选择，而尊重他人的选择有时候更多的是出自自私与冷漠。更要命的是，一旦进入家庭关系和私人情感领域，每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从来就是不独立与不自主的，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如此近地在彼此的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之内活动——然而讽刺的是，我们往往将家庭当作了那个最自由的领域，那个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索取爱、包容与关注的舒适而安全的领域。

　　事实上，在帕蒂人生的每一个结点上，她都拥有了充分的选择的自由。受到了父母和家庭的伤害，她拥有逃避和退出的自由——她选择了远离家人的大学，选择了父母并不欣赏的男人——但她的家人给了她选择的自由。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退守家庭，而不是去获得更多经历，经营一份事业，体验更丰富的人生——她的丈夫给了她做出这种选择的自由，而他自己则为此做出了诸多牺牲。在她和理查德越轨，但并没有选择跟理查德走而是重新发现了沃尔特时，她仍然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那些能让自己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的机会，比如“去找份工作，或者重返校园，或者去做志愿者”。但“总有什么横在路上。”此外，“还有更广意义上的自由，虽然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自由正在毁掉她，但她依然不愿放弃。”帕蒂终于一步步陷入绝望，恰恰是因为她拥有了过多的自由！她没有善用她的自由，归根到底，是因为她没有意识到自由只有用来追求那些你所热爱的事物才有价值，而自由同时意味着你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帕蒂人生最明显的悲剧，就在于她除了最初的篮球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她真正热爱的东西，没有建立一个坚实的身份，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她似乎拥有了一切自由，但因为她个人的空洞，她的自由带给她的最终是空虚和抑郁。而她又无法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因为，话说回来，谁能想到对儿子付出了那么多的爱最后换来的是被背叛的结果呢？而当弗兰岑带领我们进入乔伊的内心，我们的发现是惊人的。在一次和母亲通话之后，乔伊陷入一种厌烦夹杂着自责加抑郁的复杂情绪。“他不得不紧闭上眼睛，以免再次哭起来。过去三年里他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终止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之间进行的那种极为私人的谈话：为了让她闭嘴，为了训练她控制她自己，为了让她不再用她那满溢的爱和毫无保留的自我来烦他。”在此，弗兰岑的惊人洞见在于，他告诉我们家庭绝非那个我们认为的最舒适、最安全的领域，我们在伸张个人的意愿和自由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的意志相碰撞，因而我们并不拥有全然的自由，即便是以爱的名义——换言之，我们其实并不拥有用我们想要的方式去爱的自由。这个结论虽然听起来让人伤感，却无疑是一条真理。

　　叹息 伟大文学也无法完成拯救

　　从任何意义上看，《自由》都是那种继承了19世纪传统的，饱含道德教义的小说。但是，和所有志存高远的严肃小说一样，弗兰岑的目标在于揭示，而非说教。他用民族志式的方式、一丝不苟地采集当代美国生活的细节，并充分调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叙事技巧，精确无误而又从容不迫地编织着他的叙事之网。在小说中，他充分展现了写作对话、场景和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小说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之一是帕蒂和理查德在湖边小屋背叛沃尔特的那一场戏。弗兰岑用了几页纸的篇幅来描述那个艰难而动人心魄的一刻，那个注定要发生，却没有人知道将会如何发生的一刻。有趣的是，帕蒂是读着《战争与和平》而迈出那错误的一步的。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显然注定和那个傻乎乎的好人彼埃尔是一对，却爱上了他那个酷酷的好友安德烈王子。而在《自由》中，帕蒂一点点读着这一段，“感到彼埃尔失去娜塔莎的过程就像慢镜头下的一场灾难。事情或许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发展，但这几页文字之应景贴切，对她的影响几乎像下了迷幻药一般。”我们看到，帕蒂几乎是在原样复制托尔斯泰书中的错误。“在睡梦中，在那之后某个依旧黑暗的时刻，她下了床，走进大厅，然后去了理查德的卧室，爬上了他的床。房间里很冷，她紧紧地贴着他。”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人Sam Tanenhaus写的那样，“连伟大的文学都无法将我们从自身中拯救出来，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我们追求自由的冲动。”

　　严格来说，《自由》不能算是一部很有“新”意的小说，它既没有太多形式上的创新，也没有刻意采用“偏门”的材料、或是创造出其不意的人物。在《自由》出版之后，在美国一时引发了不少关于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优劣利弊的讨论。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两种形式孰优孰劣，而在于小说本身能否进入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读到的越来越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都在徒劳地打捞着无用的信息碎片， 既不能从情感上打动我们，也不能打开我们的想像空间。而众多的现实主义小说，虽在勤勉地“描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却无力刺破我们生活的表面，探入我们最深的潜意识，去发现那些最为触动我们的真相，最终只能让我们无动于衷。而文学的最终意图，是建立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建立我们和他人的联系，建立我们和自己的生活的联系——无论是采用何种形式。在读完《自由》的很多天，我发现自己仍然深陷在作者营造的世界里，思考着书中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思考着其中或隐或显的信息，思考着未来的我可能会犯下的错误。我想这就是小说的意义。

　　【弗兰岑说】

　　●让我们选取一个热门词汇——自由——并试着将它那问题重重的荣光重新带回。让我们以加倍的努力去写一本书、塑造一个足够强的叙事将你引领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感受和思考——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信息轰炸的忙碌的时代里，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

　　●我感兴趣并且希望创造的文学是将我们生活的肤浅表面揭去，探入藏在底下的那些烫手的材料。在《纠正》之后我发现自己在思考，什么是我的烫手的材料？我的中西部的童年，我的父母，他们的婚姻，我自己的婚姻——我已经就此写过两本书了，但是那时我还过于年轻，过于恐惧，并且技巧不足。所以在《自由》中我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重新探访那些旧材料并做得更好。

　　●表演欲对所有作家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对听众的渴求，混杂着那种暴露自己的羞耻感。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直到我写《自由》的时候我还在试图克服它。但是我在德语中、在尼采那里找到了所有的启示：“所有深刻的事物都热爱面具。”《第二十七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面具。我所有工作背后的长期野心就是寻找越来越好的面具——去找到让我心底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可见并可感的方法。

　　C04-C05版撰文 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