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那些与幸福有关却并不幸福的一切(1)

　　弗兰岑是一个“大视野”的信徒，写的是那种涵盖一切，探讨“我们现时的生活”的小说。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倒退”，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自由》不是关乎“亚文化”的，它是关乎“文化”的。它不是一个小宇宙，它是宇宙。《时代》杂志对《自由》的如此断语，是否能经受住文学史的考验，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不过这部600页的小说显然让人们重振了对文学的信心，不仅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自由》的中文版在一个月时间内发行已经超过5万册，这对巨无霸的纯文学作品来说堪称奇迹。由此，重新解读《自由》，也就有了意义。

　　出发 探索家庭的秘密

　　2010年，51岁的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出版了他的第四部小说《自由》，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无数赞誉，成为新世纪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不仅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对《自由》大唱赞歌，弗兰岑还成为新世纪以来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作家，并成为《时代》创刊以来继乔伊斯、塞林格、纳博科夫、托尼·莫里森和厄普代克之后第六位登上封面的作家。《时代》赋予弗兰岑“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一封号。

　　美国发现《自由》的兴奋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严肃文学日益失去市场且阅读选择越来越多元化、而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读者对何谓好的文学越来越莫衷一是的时代，美国迫切地需要树立一位偶像——一个非罗斯、非莫里森、非德里罗的，新鲜的中生代的偶像。机缘巧合，出生于伊利诺伊的有着中西部背景的弗兰岑和他几年前自杀身亡的好友戴维·弗莱士·福斯特一道，成为了这样的偶像。

　　在《纠正》出版之前，弗兰岑仅出版了两本小说，1988年的《第二十七座城市》和1992年的《强震》，两本书出版后均未能引起什么反响。《强震》之后，弗兰岑用了9年时间写出《纠正》，这本书让他有了些“一举成名”的意思——《纠正》获得了当年的国家图书奖，并获得当年的书评家协会奖及次年的普利策奖提名。《纠正》让弗兰岑成了一个名作家，但要从“名作家”攀升至“大作家”的序列，他还需要继续证明自己。从《纠正》到《自由》，弗兰岑又用了9年时间，据说在头7年半，他只得到了帕蒂（《自由》女主人公）这一个名字。弗兰岑无疑是极为耐心和极具耐力的那类作家——这是我们这个快速而多元的时代最缺乏的一种生物——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那样，600多页的《自由》几乎是以某种19世纪小说的写法写了一个当代美国家庭的故事。但弗兰岑当然不是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他只不过有着和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一样的野心，一种从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整体生活中提炼出某种普遍真理（或困境）的野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从他身处时代的整体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普遍真理这一点仍然极为虔诚。弗兰岑观察时代生活整体的场域是家庭；家庭，这个听起来甚至有些“过时”的、颇为19世纪的词语是弗兰岑持续关注的核心，是他的“烫手的材料”（《巴黎评论》弗兰岑访谈）。他相信在自由主义的、对个人价值极为推崇的美国，家庭的作用被低估了，家庭的秘密直到现在都未被充分了解，而要理解美国生活，其根本是理解美国家庭。他的这一理解无疑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读者（尤其是美国读者）在《自由》中找到了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和对美国家庭内部运作机制的惊人揭示。弗兰岑凭借此书迅速进入了“经典作家”的序列，尽管其地位仍有待稳固，但他不可置疑地已经进入了厄普代克、罗斯这一类关注中产阶级生活的，有着较强地域性的美国经典作家的谱系。

　　“关系” 即便亲人，也可以是地狱

　　要准确地概述《自由》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易事，虽然《自由》确实是那种今天已经很少见的，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我们不妨借用小说本身结构与叙事视角方面的技巧——故事开始的时候，主人公伯格伦德夫妇是从邻居的视角被观察的。八十年代初期，伯格伦德夫妇搬来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郊区，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是当地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丈夫沃尔特是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妻子帕蒂是一位勤劳、友善的家庭主妇，对于邻居来说，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他们有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大宅，有一对颇引人注目的子女，并遵循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守则：学习郊区生活的种种技能和知识、尊重他人生活选择的自由、以及尽可能地为他人提供帮助。伯格伦德夫妇的郊区生活看起来是无可挑剔的，如果说有什么迹象可以窥测他们家庭生活日后的崩溃的话，那就是帕蒂对于儿子乔伊明显的偏爱。“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这时“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毫无疑问，伯格伦德家的幸福生活出现逆转始自儿子乔伊的叛逆。当地的每位妈妈，似乎只除了帕蒂，很早就注意到了邻家小女孩、单亲妈妈卡罗尔的女儿康妮对乔伊的痴迷。乔伊和康妮不仅成了“生意伙伴”（在康妮就读的天主教学校卖塑料手表），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上了床。当后知后觉的帕蒂发现自己心爱的儿子似乎一夜之间被康妮抢走，并且搬去对面和卡罗尔、康妮以及卡罗尔的新男友、挖土机操作工布莱克同住时，她的崩溃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用如此庞大的篇幅所尝试概述的，不过是《自由》的开篇部分“友好的邻居”一节短短28页的内容，而这当然只是这部“气势磅礴”的虚构巨著的冰山一角。然而，弗兰岑的作品虽长却并不笨拙——它的长度来自故事本身的复杂与叙述视角的多元——书中除了详细地交待了沃尔特、帕蒂、乔伊和杰西卡（略写）这个核心家庭“荣辱兴衰”，还仔细剖析了帕蒂和她的父母、沃尔特及其移民家庭的前史，以及帕蒂和大学同学伊丽莎颇为古怪的友谊、沃尔特及其大学室友毕生强烈却充满竞争关系的“兄弟”感情，沃尔特激情投入的环保事业及其背后的政治理念，以及乔伊在康妮和富家女詹娜之间徘徊纠结的心路历程。所有的这些故事及关系，几乎是以均等的比重在《自由》被细致地讲述和剖析——除了小说第二和第四部分帕蒂的自述给了她女主角微弱的优势地位。弗兰岑之所以会如此安排，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的意图不在于讲述“故事”或“命运”而在于分析“关系”——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分析朋友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关系是如何被建立、理解、利用和践踏，分析这些关系彼此之间的竞争、冲突、交易、制衡，以及复杂而微妙的联动作用，分析这些关系如何塑造我们、成就我们、甚至毁灭我们。而在《自由》中，对这些“关系”解读的成功，根源在于弗兰岑对于多视角叙事的优势聪明的把握。在同一对“关系”中，我们既能看到当事人的偏见或自省，又能从对方的视角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人即地狱”这条真理——即使那个“他人”是你认为的最亲密的人。弗兰岑的野心，在于发现我们的欲望、野心、需要和弱点是怎样地作用于彼此，又是怎样地和一个国家与时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相纠结——从而梳理出一条理解我们的个体生活与群体生活的，极具历史意识的线索。在当代美国生活中，弗兰岑发现的是这样一个关键词——自由。

　　（下转C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