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精神生活八十年(1)

　　1981年

　　《傅雷家书》

　　傅雷 著/傅敏 编

　　1981年《傅雷家书》付梓出版，风行一时，至1984年，累计印数已达60万册。80年代初期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极少，傅雷在家书里如数家珍般地细细说来，并且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做法，令人大开眼界。

　　1983年

　　《情爱论》

　　（保）基·瓦西列夫 著

　　1983年7月，沈昌文将这本谈论爱情与性的书取名为有点学术味道的《情爱论》，一经出版，极其畅销。

　　统计至1998年为止的销量，达到120万册，创下三联书店译书的发行量纪录。

　　1986年

　　《笑的历史》

　　(法)诺安 著

　　文化生活译丛之一，这套当年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生活译丛”，包括《异端的权利》、《人与事》等文学、历史各个层面的作品。这本谈笑的小书，与另一本谈爱的《情爱论》，对于打破人们的思想禁忌，起到不小作用。

　　1989年

　　《禅说：尊者的棒喝》

　　蔡志忠 著

　　1989年，蔡志忠的漫画书《六祖坛经：曹溪的佛唱》、《禅说：尊者的棒喝》由三联书店出版。至1998年这10年间，总销量超过500万册。因为这套漫画书，当年沈昌文被戏称“卖菜（蔡）”的总经理。

　　【题解】

　　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词，关乎生命的一切。分割开来，我们会看到两对偏正短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

　　早期三联宣传红色革命思想，是为追求一个更符合道德正义的社会秩序，把新的社会希望悬挂在空中与人们心中，这是一种关于革命的启蒙，也是关于更好的生活家园的启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走向开放与自由，三联则以人文气质倾倒众生，把人们从物质生活的表面引向真实生活的沉思，酝酿了另一种启蒙的发生——独立而内省的人、经过省察的生活。

　　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筑就我们的国家”的大命题之下，不断重建家园。三联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是不断启明，这并不是一个出版社与生俱来的使命，而是一代人自己的使命。只因启明需靠思想，而思想的火种需要书籍来传递，三联由此成为负载时代使命的涉渡之舟。

　　1932：一个书店、一本杂志开始的传奇

　　我们邀请1921年出生的史学家何兆武回忆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老头子一直在电话里笑，先是连声说三联很好，然后说，生活书店也很好，“不过生活书店的好，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

　　“我年轻时，周围很多朋友都会去生活书店，那里有当时被认为最为进步的书籍，让年轻的人们激动不已的书籍，我猜他们捧着书，会感觉到一个新的社会迎面而来。那时候，生活，不是普通的词，它几乎等同进步，也等同社会希望。”

　　生活，几乎等同进步，也等同社会希望。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作家端木蕻良（1912-1992）的文字中：“生活”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生活的火花》）。

　　端木蕻良持论的理由是：“《生活》的旗帜是最鲜明的，它的抗日主张最简单、最富有现实意义，它能代表当时群众的心声，实事求是，发为文字，从而又扩大了群众的心声，这样，互相激励着形成更广泛的波澜。”

　　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由《生活》周刊附设的书报代办部发展而来。而《生活》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旨在宣传职业教育，收集各地职业讯息。邹韬奋接编后，对其形态进行了调整，使之完全褪去机关刊物的平庸气质，成为一份生气勃郁的独立刊物，兼具生活服务性与现实关怀，将读者引为挚友，也将读者连成战友，为更好的社会而战。

　　一个名为“生活”的书店，一份名为“生活”的周刊，让生活成为一个特殊的词语。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一个动乱幽暗时代的文化传奇，发生在旧秩序尚未瓦解，新秩序尚在萌芽之时。

　　30年代：引领进步青年的前沿阵地

　　彼时谓之“新思想”的具体名字，为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最动人的词语。与之相连的，是革命、进步、自由、幸福，它告诉身处动乱中的人们，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是符合道德正义的。生活书店与《生活》周刊，为彼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在欲求更好生活的人们眼中，新思想是美丽的；而在竭力维持现存秩序之稳定的执权者眼中，它是危险的。前者，吸引着人们进入生活书店，阅读《生活》周刊；而后者，让书店和周刊一次次遭遇灭顶之灾，又一次次从时代的幽暗漩涡中起身而立。

　　巅峰时期的《生活》周刊，发行量高达155000份。其内容丰富多彩，贴近生活，又不乏思想见地，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交织着热情与激情的读物。其中小言论栏目，以街头巷议的形态，议论时政；新闻报道，站在思想前沿，取国际视角，蕴藉进步革命之意；读者来信则强调与读者的亲密对话，连社交式而非为婚恋的男女交往，也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1934年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审查制度，《生活》开始颠沛流离，或因一篇文章被解读为鼓吹叛乱而查封，或因提到不应该提的人名而遭禁，查禁而后更名重新出版，为家常便饭。“新生”、“大众生活”都是《生活》的别号。出售进步书籍的生活书店，亦多有别名。

　　与进步同义的“生活”成为敏感词，是权威秩序下的荒诞。林语堂所著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录有一则笑话：古文文法书《马氏文通》曾在四川遭禁，因为作者姓马，疑其与卡尔·马克思有关。

　　鲁迅就曾以“因为有些人要它灭亡，所以偏去支持一下”为由，支持生活书店，并亲自“戴着镣铐进军”，执笔为文，用能说的话说不能说的事，以此与审查制度抗争。

　　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时间，生活书店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恩论中国》等18种马列原著。思想的最终阵地，在于人心。据邓力群、李锐等人的回忆，不少老革命就是读了三联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革命的书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