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精神生活八十年(2)

　　半个多世纪以来，三联游走在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三角地带，以文化的浸润之力，思想的启明之力，夯筑关于生活的价值基础：私人的，是尊严与幸福；公共的，是自由与正义；精神的，是丰富与清健。

　　1994年

　　《金庸作品集》

　　金庸 著

　　在三联出版金庸作品之前，金庸虽然在盗版市场极其泛滥，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三联版金庸作品的出现，金庸小说才终于走向“文化精品”意义上的流行，它也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

　　1996年

　　《与成功有约》

　　（美）史蒂芬·柯维 著

　　其实这是后来畅销不衰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早期中译本。三联书店其实是最早引进的这本超级畅销书的出版社，后来这书却成为了中青社的镇社之宝，畅销多年，风行一时。

　　2001年

　　《老饕漫笔》

　　赵珩 著

　　素有老饕之称的赵珩不仅爱吃，还是文坛宿将。他的这本回忆录《老饕漫笔》用平实的语调钩沉与饮食相关的方方面面，却并不拔高。读者了解了吃，还能学到不少文化，是三联近来风行的饮食类图书。

　　2003年

　　《我们仨》

　　杨绛 著

　　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写钱钟书，写钱媛，写杨绛自己。虽然是简单的平铺直叙，却以朴拙的气质令人感动，而老人对世事的洞察，更为躁动的时代带来一种清新之气，是三联书店新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2006年

　　《当我们旅行》

　　（澳）托尼·惠勒 莫琳·惠勒 著

　　Lonely Planet是惠勒夫妇创立于1973年的出版公司，出版的旅行指南覆盖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这本书不光是一个传记故事，更是一个出版社成长的历史。三联新近出版的这套书，符合了当下旅行和探险的潮流。

　　2009年

　　《目送》

　　龙应台 著

　　以写犀利杂文著称的龙应台这次写起了温情脉脉的散文，书中写的是她的亲情回忆，父亲、母亲、儿子、朋友，写出了失败和脆弱、缠绵和虚无。与三联一贯的温情和人文关怀一脉相承。

　　1949年后的新时代：保持纯正的学术出版

　　对于1949年前存在近廿载的三联，官方的评价极高。194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将三联视为积极的播种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

　　新生的中国，以把梦想照进现实为己任，之前关于新社会的构想，开始落实于社会生活中。公有制改造是实践新秩序的第一部。三联在之前虽由党领导，但本质上为私营，须接受公有化改造，其结果是，三联并入人民出版社，悄然隐匿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之后。

　　三联退居文化二线，无独立编辑机构和编辑计划，三联的任务，按分配要求，出版保证政治导向性的书籍，在新时代的热潮中，仿如低头赶路的沉默壮年人。

　　1954年，由于胡乔木的提议，三联得以在人民出版社拥有自己的编辑部与独立选题计划，终于可以重新抬头，在新时代寻觅自己的价值使命。

　　彼时主掌三联的陈原，从三联过去的历史中寻觅稳健的新路。据沈昌文回忆，陈原在领导大家执行规划时极其稳重，他再三告诉编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提到的，包括批判过的先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马恩肯定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

　　于是，在红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马克思曾汲取过的思想资源，出现在人们面前，黑格尔的《小逻辑》、《哲学史演讲录》，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哲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马克思所批评的理论，也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书，掀起红色思想的一角，让有心人通往更自由的高处。经济学家梁小民就曾感慨，那些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调是批判的，现在看来也有不少歪曲之处，但在当时“极左”的环境下，“这毕竟是我了解外国学术思想唯一的途径”。

　　人类社会中，有那么一些时候，整个社会处于颠错虚妄的失序中，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表述：“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三联在那样的时代，坚持出版纯正学术类书籍的价值，便在于此。

　　开放秩序下：新思想，新生活

　　文革结束之后，整个中国再次涌现关于新的社会生活的激情与希望。历史也再次对理性发出邀请，人们从颠错时代的痛苦中走出来，被鼓励着用理性重建自己的生活。三联首先发出了“读书无禁区”呐喊，实则要求开发精神粮库，重振被历次政治运动所扭曲的精神生活。这一空谷足音，直接牵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

　　如朱学勤所言，将三联置于具体的现实语境来看，我们必须心怀感激。因为如三联人的那样的坚持，在那个举目四望一片荒芜的时代，我们得以重逢一个正义（进步）原则，然后开始寻觅正义生活的各种成分，譬如自由、法治。

　　进步的另一种意义，则由一本书的流行所阐释。那是保加利亚文学家瓦西列夫谈论爱情与性的作品《情爱论》，1984年出版，尽管在编辑的过程中已经过了净化处理，删除了很多关于性的讨论，只剩下关于爱的形而上学讨论，但此书还是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一空。

　　《情爱论》是当时文化生活译丛的一本，却打开了人们对禁忌的阅读之门。而之后《傅雷家书》的流行，则暗示着人们冲破习俗的禁忌后，开始了对政治文化的禁忌挑战。

　　范用曾著文介绍《傅雷家书》的出版过程，始于他与楼适夷的闲谈。得知傅雷在被划成右派之后，因受某位领导的照顾，尚可与身在海外的儿子傅聪保持书信联系。范用取得家书原件，阅读后决意将其出版。

　　但却遭遇阻力，因为傅聪在国外，以彼时意识形态评判之，属反动叛国人士，幸好傅聪受官方邀请回国讲学，此一阻扰自动释然。1981年，印着一根羽毛的傅雷家书出版。人们看到的，不是右派的言论，不是反动叛国者的言论，而是一位慈爱的严父，对自己孩子的谆谆之教。

　　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成分，爱，由此以公开坦然的方式，重新注入公共空间。

　　当下的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三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很多质量上乘的学术书籍，以至于大多数读者都将三联书店，与精英文化相联系，虽然其主事者沈昌文一再强调，三联所起的作用是既促进大众文化的繁荣，又可能让人们通往精英文化。

　　极有文化格调的三联，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蔡志忠漫画与金庸武侠小说，再次拓展了人们的阅读视野。漫画与武侠一向被置于偏角之地，与严肃、体面的阅读不相和，一以三联之名出版，它们便获得了一种文化的高度。

　　蔡志忠的漫画内容，实为传统文化之解析，以极具亲和力的面容再现，造就一场传统文化热。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则是对生活的另一种阐释，回到当时的语境，是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展现。在三联出版金庸的作品之前，人们对金庸的阅读，是地下式的隐秘的，通过盗版的书籍，私尝别一种文化，更为世俗的，接近娱乐的，却也更为人性的文化。

　　观察三联的历史，将目光继续往后移，我们将遇到的，是龙应台的《目送》，一位思力健拔的女性，在自己的孩子成长面前，反思着自己殷殷切切的柔情，其主题是人与自身的成长；或者杨绛的《我们仨》，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庭回忆，讲述人与时代的相处；甚或王军的《城记》，一座城市在历史风雨中漫过的足迹。

　　当然，当社会文化日益开放多元，思想的力量，变得分散，不再如权威时代，有星火燎原的气势。而我们可以看到的三联，秉持人文精神与现实关怀，所出版的书，其气脉相连的，是温和、理性、建设性。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纪念一家出版社成立八十周年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回答，就在此文中，意义是构建起来的，尤其是深入历史，进入到当时的困境中，返退而观，所有颠沛流离的路程，都将变成一种传统被凝定下来。

　　C02-C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