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思想，启迪新知(1)

　　1982年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巴勒克拉夫 著

　　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名作之一，也是三联书店早期引进的最重要学术地图之一，给学界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拓展了三联出版方向，此后三联逐渐让普及性的地图读本成为大众文化读物之一。

　　1987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著

　　“学术文库”之一，丛书中还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等等，几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虽然很多书即使今天看来也不好读，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把它们吞了下去。

　　1992年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布罗代尔 著

　　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名著，很少人能读完，却给学界带来了新的冲击。此后年鉴学派的很多名著陆续被引进，包括《家庭史》、《封建社会》等等。

　　1996年

　　《美国文库》

　　80年代三联即推出“美国文化丛书”，引起读书界极大兴趣，《美国文库》规模更大更全，收入梭罗、爱默生、爱伦·坡、霍桑、薇拉·凯瑟、林肯、杰弗逊等作品全集，为当代读者提供完整的思想资源。

　　【题解】

　　“新知”我觉得主要是把握某种阅读趣味和某种阅读的时尚吧。三联的特点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先锋性，有时尚、新锐的东西，和一般出版社不太一样，用通俗的话说是赶时髦，用严肃一点的话说是有锐气，希望把握一些新的阅读潮流和趣味。现在年轻读者的趣味可能更为知识化和趣味化一些，关心科技、宇宙、星球这样的东西。新版“新知”可能就是一个知识的重新组合，不是纯粹的科普意义上的，而是和我们身边的生活相关，但又很有想象力的书。“新知”我们也是有传统的，80年代出过“新知文库”，90年代出过科学人文的一套书，现在的新知一方面有知识含量，一方面又很有趣，这可能是现代年轻人的阅读口味了。

　　——舒炜（三联书店学术编辑室主任）

　　1954年，沈昌文已经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的秘书，时属人民出版社下的三联书店编辑部开始酝酿并制订出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沈昌文回忆说，当时这也是中央的指示，想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陈原主持，下面有戴文葆和史枚两人工作，沈昌文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很辛苦。制订出来的计划，内部称为“蓝皮书”，因为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份《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这段时间持续得并不长，1958年恢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业务后，这部分内容随即被转走，但是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仅仅三年时间里，却是三联历史上很光辉的时期，借用沈昌文的话说，是“学术基因植入三联书店的一次重要机会。”

　　高潮——“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1986年，刚到社科院工作的甘阳和一帮朋友着手筹备一个杂志。此前甘阳翻译了《人论》，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已经有了名气。但其他人翻译的书出版都不是很顺利，陈嘉映和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小真和陈宣良翻译的《存在与虚无》都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压在那里，大家都很不耐烦。就有人建议甘阳，要自己拉班子，搞丛书。“一开始我并没有搞丛书，是要搞个杂志，后来因为这个原因就同时搞丛书了。”而这本杂志就叫《文化：中国与世界》。

　　通过周国平的朋友杨丽华，甘阳认识了时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的王焱，谈丛书出版的事，一下子就和王焱谈拢，之后又见了董秀玉和沈昌文。那时三联书店刚恢复独立建制，三方一拍即合。上海译文一听说就急了，马上跑来找甘阳，希望他们的书还是到译文去出，但是已经晚了。

　　对王焱来说，这样的出版机会很珍贵。1982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因为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出过。1985年，《读书》杂志搞了一次韦伯座谈会，王焱写了一篇座谈会侧记，题为“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后来王容芬给新知文库翻译了德国人汉斯·诺贝特·菲根写的韦伯传。王焱说：“那时候年轻人都渴望了解国外新知，理论热情都特别高。”

　　甘阳列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并且都落实了人去翻译。第一批推出来的，有周国平翻译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还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已经是第二批了。当时在知识界有很大号召力的《光明日报》还免费登出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书目，其中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这两个都是翻译的丛书，可以算是轰动一时。

　　《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的销量都分别达到了10万册，当时甘阳和朋友们都很兴奋，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董秀玉说：“当时的定位是，现代学术文库是一手资料，新知文库是二手的，文化生活译丛是中等知识读物，当时三套书一起做，是80年代我们最火的几套书。”

　　后来谈起这套丛书，甘阳认为，这些书在文革以后很短的时间，确实进入到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里面去了，学术的起点很高。“我们一点都不浮躁，踏踏实实在工作，翻译质量站得住。”董秀玉回忆那个年代时说：“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是1986年我们三联书店刚刚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之后，做的第一套比较有影响力的书。当时的背景是，正是文化复苏、思想饥渴的时候，被禁锢得太厉害了。这套书完全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当时整个中国太封闭了，需要知道世界上各种思想潮流的代表作，了解他们对世界的发展是怎么想的。”

　　C06-C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