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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一句在京南大兴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说法,在当地的地图上仍然可以得到惊人的印证,这些以“营”命名的村庄密集分布在大兴区东南部,以采育为中心,沿凤河两岸自西北向东南依次排列,其中很多便直接以山西县名命名。它们是明初自山西向北京移民在这一带所留下的历史地理基因。不过,在当地,也像在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那次影响深远的移民,最终也浓缩成了一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世代相传。更多的历史信息却早已风流云散,很少得到必要的关注和梳理。
为此,“北京地理”推出“凤河移民考”系列报道,选取村庄个案,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从地名、方言、家谱、族群、祭祀、饮食、民俗、口头传说、地方戏曲、旧物遗存等角度,尽可能地搜剔蛛丝马迹,寻析根脉、梳解源流。无论如何,这种根脉和源流一定隐秘地连接在过往、现在与未来之间,哪怕这种联系看上去不过细如发丝。
大槐树移民散落凤河两岸
“采育,官方记录在册的历史,今年整一千个年头了。”参与《采育镇志》编写的当地退休教师范云龙说。这说的是“采育在辽开泰元年称为‘采魏院’”,“开泰元年”正是1012年。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采魏院置属上林苑,更名“采魏里”。但在当时,除采魏里以外,凤河沿岸其他地方还是一片河滩“沙漠地”(《宸垣识略》),人烟稀少。而元代关于“采魏里”的记述,也只有一个名称。直到明初,远方的移民来到凤河两岸,这片土地开始变得生动起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钧科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一书中介绍,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使北京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地旷人稀。为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抗御败退漠北的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的实力,明初便开始有计划地从地少人稠的山西、山东等地向北京地区大量移民,每次移民动辄万户。
永乐初年,在采魏里旧地设置蕃育署,仍属上林苑;同时,在其周边“移山东、西民填之,有恒产,无恒赋,但已三畜(鹅、鸭、鸡)为赋,计营五十八”,由此形成一批“营”为名的移民村落。尹钧科称,《宸垣识略》中的这一记述不仅涉及明初移民被安置的确切地点,而且也透露了明初安置移民的措施信息,特别是“计营五十八”,明确记载了这次在采育地区安置山西、山东移民所形成的新居民点数量(其中以山西移民居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蕃育署更名为采育营,“采育”一名由此延续至今。
在采育一带凤河两岸,则一直有以“三桥、四门、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来形容这一地区的五大名胜。三桥分别是“北大桥、西大桥、南大桥”;而采育周围过去高高建起的土围墙上开出的“东、西、南、北”门则是“四门”;“七十二连营”有“铁壁固守,外寇难侵”之意,是指以采育为中心西北起解州营,东南到凤河营,沿凤河全长二十华里的一批村落(“七十二”形容其多,并非实指)。
范云龙介绍,七十二连营范围涉及今天的采育、长子营和青云店三个镇。作为明初大移民的一部分,这些村名就是传说中的“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在凤河两岸散落的基因。
黄沙岗子飞来的“凤凰”
凤河,流经大兴区的一条重要河流。一个传说是,当年南海子东南是一片黄沙岗子,寸草不生。有一只凤凰飞呀飞,飞不动了,坠落下来,出现了一条形如凤凰的河流,人们叫它凤河。凤凰洒落的血迹也化作了一条小河,从南海子一直通向凤河,成为凤河的源头,那就是团河。由于有了团河,南海子东南的黄沙岗子慢慢长出了芳草、树木,还引来了无数飞禽猛兽。凤河流域在明清两代属于大兴县和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范云龙介绍,长子营、朱庄、采育、大皮营、凤河营等数十村,清乾隆年间由东安县划归大兴县管辖。
采育镇人大办公室主任袁绍恒觉得,虽然觉得现在的凤河“没有什么看头,也不是很宽,但是大兴很重要的一条河流”,因为历史上的永定河经常摇摆不定,一旦发大水,就会影响到凤河两岸的采育地区。在沁水营村民张誉的印象里:“58年前吧,永定河上游没有修官厅水库、三家店拦河闸的时候,我们下边这一带经常发水。”五十多年前的凤河,河道虽然已经萎缩,但是还能够遥想祖先当年迁徙过来时的影子,“河水非常清,河底的小鱼看得清清亮亮的”。
如今,村庄依然生长在凤河两岸,但凤河已经变化很多。凤河原发源于团河地区,1950年对凤河上段河道进行了清淤,凤河从此才有了固定的河床。1955年自南红门至通县马驹桥段挖通,将凤河上游水导入凉水河,称为新凤河。凤河则改源于南大红门分水闸,在凤河营出境进入廊坊。采育距离河北特别近,袁绍恒觉得,“当年如果不是慈禧觉得风水不好,修京津铁路不走南海子公园,所以铁路从丰台绕了,要不然,我们采育肯定要比廊坊还要热闹”。
唯一的古槐还活着
“三桥、四门、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这样描述的采育,范云龙只见过采育周围高高建起的土围墙上开出的四门,那还是解放初期的事情:“南门到北门有五里地,是个很小的城,但我也是看过晨钟暮鼓的人啊。”
范云龙介绍,采育镇内原来有条著名的胡同,名曰“鞑子胡同”,被南大街横穿分为东、西两段。其中西鞑子胡同自清初起就曾设守御、守备或者都司驻守。乾隆年间起,设采育巡检司,驻军多时曾达180余人。年老退役人员携眷属及他们的后裔多居住在东、西鞑子胡同。因此,胡同内住户曾多为旗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采育地区,房屋倒塌数千间,之后政府在原胡同旧址上重新规划建设,“鞑子胡同”不复存在。
另外,范云龙听老辈人说,采育镇南门外的“观音庙”、南门里的“娘娘庙”、东门外的“药王庙”、东门里的“文庙”、北门外的“真武庙”、北门里的“关帝庙”、西门外的“灶君庙”、西门里的“天齐庙”总称“八庙”,到解放前后大多已经坍塌,“我上学的采育中学,当时就是石佛寺和关帝庙合起来用的,‘文革’期间全部都拆了。”
采育地区原本有很多老槐树,现在只在下长子营的村路中间还保留下一棵。在京、冀、鲁、豫等很多地方,有一个传统习惯,人们把槐树视为一种吉祥树,把它栽种在庭院里、大门前、十字路口或寺庙里。
当地至今流传有“折槐枝”的说法:移民们动身时,不愿离开,纷纷拽住槐树,仿佛是拉住亲人的手,死死不放。那些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开始驱赶,拔出刀剑砍断人们拽着的槐树枝。将要踏上长路的人们,拿着槐树枝,大槐树渐渐望不到了,只有手里的槐树枝,成了心中古大槐树的象征。
对家乡的感情,对亲人的眷恋,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树枝上了。把它珍藏起来,带在身边。想起故乡,想起亲人,就悄悄拿出来看看,把这些槐树枝小心翼翼带到新迁住的地方,栽种在新居的庭院里、大门外和道路旁。沁水营村民张贺才说:“有的人还烧上香,献上供品,朝槐树叩拜。家里有什么难事或灾难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沿袭下来,后来逐渐演由祭祖变成了拜神。”
解放前,采育地区有很多老槐树,其中四五百年的槐树也不少,但是大多毁于“文革”中。长子营镇宣传部田老师仔细绕着这棵唯一的古槐看了又看:“原来这树早就掏空了,但还是活的。”
■ 乡土记忆
从明初被动移民到现代主动迁徙
●范云龙,退休教师,参与编写《采育镇志》
采育地区在凤河两岸,这里的土地不是大家认为的种西瓜的沙地,采育的土地是“两合地”,比沙土重,比泥土轻。早时候采育的小米很有名,说的是“采育的小米,马桥的棒子”。小米产量不高,主要是为了要它的秸秆好喂养骡马。
上世纪70年代,采育一带种植了一段时间的水稻,大概只有十年左右,后来因为河道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又不弄了。70年代末从团河农场学习怎么种植葡萄,这个路子比较对,采育的地特别适合种植葡萄。
现在采育的范围缩小了,一部分现在划为采育经济开发区,是市属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他们也算是迁徙吧,但这是主动迁徙,和我们老祖先的被动移民不同。
老的采育镇早就不存在了,采育在唐山大地震中破坏严重,是北京的重灾区。采育镇后来重建,现在是一片崭新的现代城镇,镇属的13个村子已经全部拆迁,现在镇政府所在地的几十栋新房都是回迁房,最近大兴区政府要求这13个村子都撰写自己的村志,这可怎么撰写啊,太多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早就消失了,而且消失了好几次。
■ 专家说法
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成和移民关系很大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成和移民文化有很大关系。为了保卫大明江山,明王朝在全国各地设立许多卫所,屯驻重兵。尤其北部边疆,卫所林立,兵多将强,或出兵北征,或据险防守,战事不断,耗饷巨额。明太祖所说,“养兵而不病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内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明代大兴屯田之风。采育附近的迁徙,就是民屯。另外还有军屯。
当时也有迁富户实北京。明朝永乐中所选富民徙北京者,有三千户,“充宛平、大兴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这些富户大都居住在北京城关厢。宣德十年九月,“免德胜关富户原籍户丁徭役,时翟原奏,本关富户王礼保等一千四百五十七户,俱系各布政司府、州、县取来填实京师,岁久贫乏,乞免原籍户下徭役供给。”由于这些富户负担很重,日子久了也出现逃跑的情况。
还有迁徙流民或罪囚于北京。例如永乐十五年三月,“刑部、都察院移文诸司:除十恶、强盗监候审决,其杂犯死罪及流、徒以下,悉纵还家营路费,赴北京输役赎罪。”上述流民或罪囚徙到北京地区后,便在所耕种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形成新村,今天大兴的留民营,就是明初所迁徙留民在这里屯种形成的村庄。因为“流民”不雅,所以改为“留民”。怀疑昌平的北流村、大东流村也是与此有关。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实习生 杨奉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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