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外包”，改革还可再快些

　　■ 社论

　　推动公共服务“外包”，不能依赖政府部门的自觉，要避免“外包”与机构精简不同步，机关依旧人浮于事。

　　从这个月起，山东全省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将全部委托给“第三方”公司运营，省市环保部门共同购买符合质量要求的监测数据，以确保空气监测数据质量。

　　空气质量监测竟可以外包，听起来很新鲜，但其实，类似做法早已有之，此前，国内一些地方曾尝试将扶贫、环卫、政府热线等公共服务项目，外包给企业或社会组织。在国外，此一做法更为普遍，在美国，不仅社会救济、治安、教育等公共服务可外包给公司和社团，就连被视为国家机器标志的监狱，管理权也可包给私人。按照日本2006年生效的法律，几乎所有的政府公共服务项目都可通过竞争性招标，外包给专业公司。欧盟的立法把电子政务、会计和审计、健康与社会服务等27类公共服务纳入“外包”范畴。

　　公共服务“外包”何以成潮流？低成本是主因，政府作为一种自然垄断，其效率必然低于民间机构，同样的事情，民间机构花更少的钱，完全可以干得比政府更好。例如，深圳市将环卫外包给公司后发现，由公司负责的道路清扫，每平方米单价只有环卫部门自扫单价的五分之一。此次山东空气质量监测“外包”后，全省空气站运行费用将比现有模式降低15%。公共服务“外包”的成本优势，来自于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谁干得更好，出价更低，就购买谁的服务，货比三家，按质论价。

　　公共服务“外包”另一好处是监管和服务分离。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公共服务的监管考核者，这明显存在角色冲突。正如山东环保厅长坦言，空气质量监测、质控和监督考核都由环保部门做，“自己监督自己，形同虚设。”在“外包”模式下，政府退出了公共服务的供应，地位更加中立，可以排除部门利益的干扰，精力全部放在监管上。

　　在中国，公共服务“外包”存在价值还在于机构改革。长期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无法走出精简——膨胀的循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减人不减事、减机构不减职能，在政府部门掌管的权力过大，负责的事务太多的情况下，政府的机构改革瘦身，注定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以公共服务“外包”，打破“政府万能”，正是机构改革的突破口。

　　不过，尽管公共服务“外包”有着诸多好处，但改革的速度却不尽如人意。改革只限于少数地方，规模不大，覆盖面也不广。一些政府部门总是习惯性地求助于行政权力而不是市场机制，认为自己之所以做得不好，是因为权力不够大。一些部门每当增加新的公共服务任务时，总是从部门利益考虑，要求增机构，扩编制，追加开支。这些陈旧的思维大大束缚了改革的展开。

　　因此，推动公共服务“外包”，不能依赖政府部门的自觉，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国家主导，明确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出台改革时间表，与此同时，为杜绝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权力寻租，避免“外包”与机构精简不同步，机关依旧人浮于事的情况，需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信息公开、公众监督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外包”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