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诚渊：卖家当做舞蹈？没那么煽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曹诚渊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商人家庭，一路规矩长大、被家人寄予厚望，中学毕业即赴华盛顿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谁料大学期间，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现代舞，此后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做现代舞的拓荒者，到今天成为北京、广州、香港三家舞团的艺术总监，再到近些年的多个现代舞周活动，他由一个半路出家的现代舞编导变成中国现代舞颇有影响力的幕后推手。

　　曹诚渊策划发起的第一届北京舞蹈双周刚刚落幕，接受本报专访时，他感慨自己和现代舞有幸参与到中国变化的时代里，“在我之前有很多前辈都在努力，却没有成功”，但他也表示“如果时间重来，我处理某些事情会更聪明”。对于中国现代舞的未来，曹诚渊说：“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一定会越来越开放。”

　　北京舞蹈双周

　　演出票房比想象中好

　　新京报：刚落幕的这次北京舞蹈双周是你在北京、广州两地做过的舞蹈周里规模最大的一届，做完后有什么感触？

　　曹诚渊：去年五月我们开始筹备。这次大使馆和媒体给我们很多帮助，外国舞团都是大使馆资助的，不然我们没这么多钱。

　　这次的规模和形式跟过去8年我们做的广东现代舞周相似，只是以往只有演出，没有别的，而且只持续一周。

　　新京报：演出票房怎么样？

　　曹诚渊：比想象中好，周末的场次都能卖出八九成。这次因为有很多人是来参加舞蹈营的，四千多块的学费里有一周的舞蹈课，还包括了两周19场演出票，有一半以上观众买这种套票。

　　新京报：我注意到这次叫“北京舞蹈双周”，而不是“现代舞双周”，和以往不太一样。

　　曹诚渊：对。以往中国最主流的好像就是中国的传统舞蹈，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讲到“舞蹈”就是指现代舞，美国、伦敦舞蹈节，都没有说是“现代舞节”。你看舞蹈是看现在的舞者在跳，它有很强的时代性，是一种现代艺术。如果仅仅说“现代舞”，反而把我们自己边缘化了，显得我们底气不足。

　　现代舞环境 有的国外媒体很炒作

　　新京报：这两年国外媒体对中国现代舞给予不少关注和认可，《纽约时报》今年就有一篇文章说现代舞在中国发展自己的语言。

　　曹诚渊：国外媒体有些是很炒作的，有时中国的艺术家是很单纯的艺术心态、不太了解，感觉有外国记者访问就很不得了，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久，反而比较有戒心。

　　广东现代舞团建团时，美国《新闻周刊》来广州看我们演出，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竟然开始发展现代舞了，他们发展的现代舞是什么不重要，就好像我们看见一条狗竟然说话了，这是多么惊奇的事情。我看了很生气，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很多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会觉得很开心，我也很难去说什么。因为语言不通，很多时候外国人的文章，真正的意思在底下，是比较微妙的。我们要不卑不亢，我们只能代表自己。本来现代舞也只是很个体的，没有哪个舞团能够代表中国。现代艺术强调“个人”，但不是“目中无人”。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文化环境怎么看？

　　曹诚渊：过去十年都是“向钱看”，这也能够理解，我们封闭了那么久，一直都不想钱，突然间被扔到市场的环境里，现在的状况只是大家浮躁心态的呈现而已。

　　用赚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这是不健康也很无奈的事。每个社会都要经历这样的阵痛，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有，那时香港叫“文化沙漠”，后来渐渐开始有文化有艺术了，相信大陆也慢慢会有不同的变化。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我拿相同的钱去投资炒股很快就能赚钱，但靠艺术赚钱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也不利于文化发展。

　　个人发展 

　　卖东西做舞蹈？怎么可能！

　　新京报：当年你为什么没有专心扎根在香港耕耘那块地，而要来大陆做？

　　曹诚渊：是城市挑选了我，我来推动一把而已。我有经验，有金钱，可以出很多主意。与其拿这些钱一个人环游世界，我更希望带着几个舞团一起环游世界。

　　新京报：你为舞蹈做这么多事，钱从哪里来？

　　曹诚渊：北京雷动天下舞团有香港基金会的资助，还有我自己家里赚的钱；香港城市当代舞团有香港政府的资助；广东现代舞团有广东政府的资助；北京政府也给我们很多支持，会派我们去演出，还有文化创意产业基金。有的报道写得很煽情，说我卖掉很多东西去做舞蹈，拜托！我是学工商管理的，怎么可能！

　　我的学习背景很有用，工商管理是教你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不是单纯为赚钱。比如舞蹈双周，我们有人、有媒体支持，有大使馆、文化机构和基金会资助，接着就去计划怎样利用这些资源达到最大效果：怎样请到最优秀的舞团、达到最有效的宣传、让观众用便宜的价格看到丰富的节目。我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在我们能力承受的范围内把舞蹈推广出去。

　　新京报：所以你现在的生活是一边处理家族生意，一边推广现代舞？

　　曹诚渊：应该说我是一边处理我的家族生意，一边在享受生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