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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完成62%专家回应质疑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详解民族复兴监测体系,62%的复兴任务完成如何算出

2012年08月07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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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背景

  在8月3日举行的第10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报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中提到,经测算,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此报告是今年6月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的论文,作者是杨宜勇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永生。“民族复兴”可否精确测算,成为了舆论焦点。有人认为,这一研究从概念到方法都十分可笑。也有学者质疑复兴进程从2005年的46%到2010年的62%,提升太快。一时间,很多网友套用“62%”来调侃,例如:“我的胃疼好了62%”。

  昨天,杨宜勇和谭永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解释62%的“复兴进程”。 

  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

  新京报:为什么要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杨宜勇:我们原先也看到了其他机构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对“总体小康”的研究,但那些是自己国家跟自己国家比。我们就想,党提出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肯定也是应该监测的,而且这种监测,不仅仅应跟自己比,更多的是跟别人比。也就是:如果中国比大多数国家强了,那中国就复兴了。

  我们做的这项研究就是:在世界的范围内,用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我们是观察者。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

  新京报:你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监测?

  杨宜勇:是的。毛泽东曾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1848—1949);第二阶段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实现复兴。毛泽东预计,完成这一任务也需要100年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到2049年刚好是100年。

  毛泽东提出这一目标后,党的十三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党的领导人都进一步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提出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作目标。既然是工作目标,就要可监测、可测量,否则那有什么意思?如果不可测量,怎么知道目标是不是实现了?

  新京报:还有哪些我们常提的宏观概念可以监测和测量?

  杨宜勇:像“解放”、 “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可以监测和测量的,不测量怎么证明你的优越性?如果不能测量,就有可能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怎么说都行。

  新京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量化吗?

  杨宜勇: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是一个工作目标的话,就是可以量化的。即便不能完全量化,也可以大部分量化。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量变是质变的前提。量变就要有定量的分析,量和质是不矛盾的,不能说定性的东西就不能定量。

  新京报:这种“量化”科学吗?

  杨宜勇:什么是科学?我认为就是要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偏意识形态,是不可测量的,这种说法科学吗?物理学早年也说是不可测量的,但是后来,不可测量变成了“测不准”,可以通过条件的限制,把测不准的东西缩小到可测定的范围。

  复兴增幅大,因为经济增长快

  新京报:具体到你们的研究,复兴进程是如何测量的?

  谭永生:大多数人看来,“民族复兴”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想,既然要做一个指数,就要有依据来进行衡量,要选择那些能代表民族复兴的依据。

  我们把复兴进程分解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6个指标。

  然后经过讨论,确定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指标。这一指标,既要客观,又要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可以量化。我们有详细的列表,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新京报:除了这6个复兴指数,是否还有其他指标也应作为复兴依据?

  谭永生:如果谁认为另外一个指标更合适,可以和我们争论。但目前还没人和我们争论。

  新京报:你们研究的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谭永生:有些数据是国家统计局会公布的,还有一些,是国际上公布的,是相对比较认可的。

  从这个指标设计,数据的采集、计算,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新京报:我注意到,2005年复兴实现的程度只有46.4%,2010年就达到62%,为什么增幅这么大?

  杨宜勇: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研究的各项指标都没变。增长幅度大,是因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比较快。

  新京报:62%这个数字,是不是意味着“复兴”已经及格了?

  杨宜勇:实现复兴,就是要达到或超过100%。

  我们测算这个数字,是看离实现目标还有多远,而不是说62%就及格了,或者说“复兴”基本实现了。这就好比说100摄氏度是水开的温度,而99摄氏度就不是。

  新京报:这个数字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杨宜勇:普通老百姓凭自己的感受可能不太认可我们的数据。比如说收入分配这一指标,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增长了,但这是个平均数,75%的人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所以他对平均数不认可。同样的,62%这个数字,是国家群体的一个平均数,个人可能无法感受到宏观的情况。

  研究没有花国家的钱

  新京报:这是你们第一次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杨宜勇:不是。我们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算出来2005年的复兴数据是46%,别人都说低啊。

  但现在,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复兴进程实现了62%了,大家又都说高。

  新京报:这个研究会不会影响有关部门下一步的举措?

  杨宜勇:我们把研究成果拿出来,别人参不参考,从什么角度参考,那是别人的事情。

  新京报:这个课题是研究所在做还是你们的个人行为?花了多少钱?

  杨宜勇:这不是研究所的课题,全凭我们俩的兴趣爱好。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中国研究“2049年的中国”。人家一个外国人,都关心2049年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关心呢?

  这个研究花费的主要是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也没有花费科研经费。这个都可以去检索,也可以去财政部门问。

  新京报:这个研究有没有给你工作上造成什么影响?有没有领导过问?

  杨宜勇: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论文,个人的观点。

  新京报:这个研究还会继续吗?

  杨宜勇:当然会。

  新京报:接下来,复兴进程的数据会多久公布一次?

  杨宜勇:这个公布周期,现在也没想好。最初想,伟大复兴将近50年的时间,5年公布一次,大概比较合适。

  批评是别人的权利

  新京报:你看到网上关于“62%”的议论了吗?

  杨宜勇:3日上午我发完言就走了,这两天一直在参加别的会议。不过有人发短信告诉我,我的发言引起了网上热议。

  新京报:不少人在批评甚至在调侃这个62%,你怎么看这些调侃?

  杨宜勇: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现在是民主社会,因为网上什么人都有,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眼界,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

  新京报:你接受这些批评吗?

  杨宜勇:我发表自己的观点,是我的权利;他发表批评的观点,那是他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人白纸黑字说我们拿了国家的项目,拿了钱,那就是污蔑,我们可以去法院告他。

  新京报:你认为网上的舆论曲解了你本来的意思吗?

  杨宜勇:《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监测》本来是一篇论文,发表在6月份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是我和谭永生一起写的。

  作为一篇学术性论文,它是写给少数人看的,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我觉得对话还是需要有个共同的平台,不能说从abc说起。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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