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致辞中，著名作家王安忆对复旦的同学提出三个嘱附，希望他们“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

　　这篇致辞以《教育的意义》为题于8月5日在《东方早报》刊载，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大学生的价值与追求等议题的讨论。

　　与之同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也在毕业季面世。

　　在这本明显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集中，陈平原从“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平和而明晰的语言，与读者讲述读书的心得与喜悦，探讨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得失，语气谆谆，心意切切。

　　与王安忆一样，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警惕与远离主流价值观，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急功近利，陈平原重提，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人物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影响甚巨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关注学术的流变与大学教育的成败，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大学何为》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为自己而读书

　　新京报：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书籍很多的时代，像你书中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读书的方法更重要了。

　　陈平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淘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比整天背诵、引述名人警句更值得夸耀。

　　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只是请记得一点，阅读可以消闲，但“消闲”不一定是“阅读”。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

　　新京报：要怎样建立自己的趣味和标准？

　　陈平原：在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中，有一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如何重建人文学的自信，选择怎样的读书策略，以及“尚友古人”的好处。其中谈到金克木的经历，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认准几个著名教授，人家来借书，他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

　　几年下来，金先生也成为一个眼界颇高的“学者”了。还有就是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底子原本很薄，经周作人指点，迷上了晚明文人袁宏道，并以此为基点，左冲右突，上挂下联，很快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读书线索。日后撰《四十自叙诗》，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

　　不管是追随五百年前的古人，还是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师友，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跟他/她们一起阅读、思考，就可以事半功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谈读书，会决定你的视野和趣味。

　　新京报：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什么样的书是他最应该读的？

　　陈平原：这很难说。阅读最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这上面已经说了。别的，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公民立场，还是完善自家的审美趣味；是祈求良好的生活态度，还是促成专深的研究方向，这都影响你的阅读策略。

　　所以，很难说哪一本书是一定、一定要读的。另外，时代变化了，知识在更新，阅读视野也在转移，上一代人觉得必读不可的，下一代人不见得这么认为。除非是在大学讲专题课，否则，我不敢、也不愿意给人开书单。

　　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

　　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