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节追问海德格尔

　　【人文通识教育课堂笔记】

　　教学文本：海德格尔

　　教师：王庆节

　　思想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甘阳拉人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被收入其中，王庆节是译者之一。《存在与时间》当初印了五万册，但据周国平说，“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

　　教学方式：公开课，学生大约200人，以“哲学，这是什么”为题，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带入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

　　教学效果：海德格尔无论是对于讲课人还是听课者都是一个挑战。据记者观察，课堂上睡觉者、提前离场者不在少数。不过学生思考的热情显然也被调动了起来，课间15分钟，王庆节身边围满了学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2012年8月2日，北大理教107，9点钟，王庆节一天6小时的讲课正式开始。

　　“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十个大字被投射在王庆节身后的屏幕上，这也是接下来6个小时里的题目，但显然主讲人并不急于进入正题。

　　“今天我来得早了一些，在未名湖走了一圈。北大校园和20年前没太大变化，未名湖和20年前也没太大变化。”说这话的时候王庆节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播种”：八十年代的精神印记

　　王庆节的学生时代至少有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拿出来炫耀的，那就是参与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翻译工作。这件事儿的牵头人是甘阳。甘阳拉了一帮兄弟起初是想要做一本社科院的杂志，然后呢？然后就有了后来人们看到的他们和三联合作的这套文库。当时王庆节和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被上海译文压着一直出不来，甘阳的班子一拉开，这事儿终于有了眉目。

　　甘阳列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并且都落实了人去翻译。第一批推出来的，有周国平翻译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还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已经是第二批了。当时在知识界有很大号召力的《光明日报》还免费登出了这批书的书目，可以算是轰动一时。《存在与时间》出版时还搞过一个比较正式的发布会，西方哲学史界的老前辈全都出席，贺麟、熊伟、王玖兴、杨一之……

　　对于这段辉煌的历史，周国平在《我的心灵自传》里也有过回忆，“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儿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

　　追问：“哲学，这是什么”

　　周国平这段话里提到的“撒下种子”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当时这批年轻人做这件事时的心中所想，但是多年之后，当甘阳成为通识教育的推广人时，这样的播种论确实是他所向往的。如今，王庆节走上这堂哲学课的讲台，又是甘阳促成的。

　　在6个小时里，想要把海德格尔讲明白，这真的太难了；想要在6个小时里，把海德格尔听明白，这更难。不管是上午的3个小时，还是下午的3个小时，能装下200人的课堂一直都有人在趴着睡觉；距离下课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已经有人背着书包大踏步走出了教室。但上下午的两个课间15分钟，王庆节身边又都围满了学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他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有个20岁左右的校园小保安，在第一个课间结束时，悄悄在教室里落座。

　　“哲学，这是什么”这样的说法来自特别的希腊问法。王庆节说，这里包含了5个主题：1、哲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它是道路，不是在道路上跑，而是要上道，不能简单归于理性或非理性；2、从哲学的起源处倾听；3、回到希腊这个哲学发源地的必要性；4、希腊哲学的形式；5、回答哲学这是什么时，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对话形式。

　　“上道”成为了王庆节6个小时里的核心词，而他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核心词带到大家面前。“上道，不是带上一条道路，不是任何一条道路，也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重要的是上道，而不是在道路上。”

　　这段话听起来已经有了几分玄义，好在王庆节找了非常多的例子去解构这些哲学思想。在上道这个问题上，他用了儒家哲学中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例子，在他看来，到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讨论并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部分在于，为什么后来中国接受的是孟子的思想，“问题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不是这条路更真，而是为什么上了这条路，而不是那条。”

　　延伸到哲学的问题上，哲学与情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今天我们说到哲学的时候总认为是理性的，是与情感无关的。而理性或是非理性，王庆节认为并不是衡量哲学的尺度。哲学在最初选中了希腊语，于是开启了理想科学的道路，海德格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选中了希腊语。

　　反思：回到源头，重新思考上路

　　讲到这里，王庆节终于带入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是，他在对几代人发问，认为我们的精神源头已经衰竭，人们满足于在道上，而不是上道的劲儿。“人们走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以为没问题了，可危险就在这儿，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我们是不是就能高枕无忧地往下走？海德格尔说，不一定，我们得回到源头，重新思考上路。因为今天的很多问题从这儿而来。”

　　海德格尔的这番思考，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王庆节认为，海德格尔在反思世界大战。当一切变得机制化，细节显得天衣无缝，所有问题都变成程序问题的时候，会怎样？

　　比如亲手杀人的时候你会有所触动，但是如果只是按个按钮就可以杀人的话，慢慢你就会麻木，尽管你按下一个按钮一万英里之外的地方可以一下子死一万人，但这都变成了数字，不再让人心动。“现代科技与集中营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上是一致的，所有都是数字统计，但问题是，危险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高的谨慎。”“走上是一个问题，怎么正确走是另一个问题，上路并不能保证正确走，你用锤子得心应手的时候你不会发问，要锤子断的时候才会发问。”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在二战前开始影响到中国人的。第一个听他课的中国人是沈有鼎，之后便是熊伟，在1934至1936年间，熊伟在弗莱堡认真聆听海德格尔授课，并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熊伟后来成为中国海德格尔研究的奠基者。

　　1933年11月，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熊伟到达了弗莱堡，当时他对海德格尔一无所知，甚至连海德格尔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他去弗莱堡的理由非常简单：之前他被告知，在弗莱堡的生活远比其他德国城市便宜。但是，到弗莱堡不久，他就发现当海德格尔讲课时，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熊伟出于好奇也去听海德格尔的授课。开始他根本听不懂海德格尔在说什么。课后他问其他德国学生，“海德格尔在讲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但是，为什么你们还来听他的课呢？”“就是因为听不懂！”

　　1981至1986年熊伟指导和监督他的两名学生把《存在与时间》全书译为中文，其中一人就是王庆节。20年后，王庆节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把近80年前他的老师带回的思想，继续播种。

　　本版撰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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