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彷徨：转型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严复(1)

　　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书评人 张炳剑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严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方面，他深通西学，撰文译书，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他生活保守，抽鸦片、纳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之复辟，肯定“孔教会”、“宗圣会”的尊孔读经之举，以及撰文附和“上海灵学会”的“鬼神观念”与“灵魂不死”之说。

　　这种“现代型”与“传统型”或说“启蒙”与“反启蒙”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并陈，实不多见。而正是这种集于一身的悖论和矛盾，让他在历史钩沉中饱受世人的误解和批评。

　　影响最大的观点当属周振甫的“退化论”，在《严复思想述评》中，周振甫把严复一生分为“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中时期”和“反本复古时期”三个阶段。该观点影响颇为深远，此后严复被许多人描写为一个早年西化、激进，晚年保守、落后的人物，远如胡适和鲁迅，近有李泽厚和余英时。

　　但是，黄克武先生却并不赞同此类观点，他认为严复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中度过，具有时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黄先生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边角料出发，考察了严复生平中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如以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用古语译造新词、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描绘了一个多元、复杂、纠结的严复，借以呈现出其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严复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

　　黄先生认为，严复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而“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严复的保守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穆勒肯定传统的看法，赫胥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并非单纯的复古；而他的启蒙面，正是源于他的“会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事实上，像严复思想这样的奇异组合，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绝非孤案。在《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一章中，黄先生就考察了严复、梁启超与胡适三人的“婚姻观”。他们都是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照理应该是认同婚姻自由是一项很基本的个人权利。尤其是后两者，不论在政治取向上，抑或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都要激进得多。

　　然而，他们却都在此“跌回传统之中”。严复与梁启超并未遵守西方式“一夫一妻制”；而胡适的多情爱恋，却又坚守着传统嫁娶制下的江冬秀。由此，从几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现之“矛盾”可看出，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的强调，是贯穿于他们一生的思想与生活的。

　　因此，黄克武认为，在讨论严复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异时，不能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辩。而当我们审视严复身上奇异的结合时，或许只有把他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中国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深感无奈的人生际遇。我猜想，黄先生撰写此书的立意正在于此。如黄先生所言：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严复一个人的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

　　■ 对话

　　黄克武：重解严复的“调适型启蒙”

　　媒介 严复思想的传播弱势

　　新京报：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胡适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原因何在？

　　黄克武：关于思想之“影响力”的课题，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其言说、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的，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

　　以严复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

　　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牵涉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对此，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

　　任公手下的《时务报》及《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论述的最佳平台；而胡适，其时之《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后期的《新月》、《独立评论》均是他论述的主要园地。

　　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国闻报》，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相较之下，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

　　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而关于“新语言”，严复与梁、胡二位，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严复对古文的坚持，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情感，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

　　梁、胡二位，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而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便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与传播上的难度。

　　简言之，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而在这点上，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或传播平台：报刊杂志，都显得较为弱势。

　　思想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兴起，与梁启超、胡适相比，严复所依据的思想传播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

　　（下转C07版）

　　C06-C07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