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彷徨：转型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严复(2)

　　（上接C06版）

　　潮流 被摒弃的调适型温和启蒙

　　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难以接受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因此调适型温和启蒙不易被主流接受。

　　新京报：严复对于后来的梁启超、胡适在思想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克武：严复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两者对于严复译介之西方学术知识的承继，以及三人在中西思想内涵、价值的取舍上。三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及现代西方学术的看法，都显露出某些共通的特质，交织在“中国式自由主义”、进化观点以及他们对知识及宗教信仰之上。

　　至于进化观点，是以严复译介的天演思想为基底，三人的进化概念，不但肯定天演，还特别强调“人本精神”，肯定人的意识能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

　　而关于知识和宗教信仰牵涉他们对知识范畴、形而上学以及佛家轮回观的想法。梁启超的观念与严复类似，承接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信人类生活中有一“不可思议”的领域，这部分并非完全能以科学知识来掌握，而必须仰赖“人心”或直觉来把握。胡适对宗教与科学的看法则与严、梁不同，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

　　合而观之，严复所译介的自由主义、进化论、不可知论等西方思潮，皆与传统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较偏向调适、保守取向的自由思想。

　　新京报：调适型启蒙，难敌彻底转变的转化型启蒙，该如何理解？

　　黄克武：他们都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因素”和“非思想因素”有关，需关注思想潮流所处的社会环境。

　　换言之，或许并非严复提倡的思想内涵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这种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

　　此亦涉及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余英时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此一历史现象，亦如上世纪20年代胡适与李大钊广为人知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最后显然是强调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主义”，战胜了针对零碎点滴的问题来从事改革的胡适。

　　质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而此便反映在人们对一整套“体系”的向往与追求上，致使严复调适渐进的改革方案较难以为人所接纳。

　　近代中国，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

　　矛盾 转型时代的彷徨

　　新京报：严复批评吸鸦片，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新价值，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如何看待严复身上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实践等方面的背反？

　　黄克武：严复并非唯一的特例。应该这么说，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此特点。这些“矛盾”，很奇妙地在严复身上结合，其所反映的实为“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它们部分相合，部分却又相斥。

　　换言之，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

　　我在《惟适之安》中指出，从严复对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John Morley）撰写的《柏克》（Burke）一书的阅读与批注来看，他应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介柏克式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以及引介柏克思想进入中国的严复，都反对激进的革命理念，也都尊重传统。

　　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的，甚至会被认为是“迷信”的行为习惯。致使严氏思想和生活上的各种实践，产生了延续与断裂的情形。这是他试图贯通中西，所开创出的道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方面也反映出严复内心存有的彷徨和矛盾。但换个角度看，他所开创出的路子，是一种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他既批评传统，却也反对人们激烈地反传统。或许把严复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审视他身上奇异的结合，我们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严复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所以他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这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回归 执着会通中西

　　新京报：严复早年传播西学，翻译西方经典名著，晚年却回归中国文化传统，还支持袁世凯复辟等行为，那么，严复的“回归传统”，应当如何解释？

　　黄克武：严复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是在岁月中不断成长进步而逐渐成熟的有机体，如完全扬弃过去，便无法在固有的基础上建设一伟大的国家。此外，受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他主张循序渐进，培养人民的“民品”，才能逐步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我认为，严复对于皇权、专制的态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较为公允。

　　严复之所以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仍是深受他早年所吸收的斯宾塞式的渐进进化论、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概念，以及他偏向保守主义的倾向，让他十分珍视中国各项传统所积累下的资源。因此，严复支持袁世凯的行为，与他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等观点有关。

　　所以，我认为严复晚年在政治上的行为，其实仍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而他所怀抱的解答，也一向是反对转化式革命思想，采取渐进温和的“中间路线”。

　　新京报：在严复拥袁世凯称帝的前后，其思想是否存在激烈转变？

　　黄克武：将严复置于“转型时代”背景下，他一生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Janus-like attitude）。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

　　“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我们现在会将严复的保守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大多是因为只看到严复在政治行动上是同情专制政治，反对已然形成的民主共和政治。

　　我所强调的则是，严复此时之思想与行为，并无一激烈退化至保守的转变，而是他这种融合中国儒释道内在价值，与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及政治制度，结合以上两者而提倡渐进、调适的中间路线。

　　本书书名《惟适之安》，就是要点出，对严复来说，国人只有不断地以传统为根基，适应环境变迁与外在挑战，才能走向太平安定之境。这才是隐含在严复思想变迁之下一个不变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