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月工人体育场开个唱,谈个人创作突破与同业者困境,透露下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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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刚办完演唱会,汪峰又在酝酿着新一轮大动作:9月1日,他将把演唱会舞台升级到工人体育场,和四万人一起分享他的摇滚能量。从鲍家街43号乐队时期到现在,汪峰走过了一条从小众到被大众认知的过程,他认为,这和自己决不吃老本的坚持态度有关。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汪峰也透露,自己即将加入到《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求进取 我现在演出很少唱《飞得更高》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这次演唱会的宣传稿里提到“要用摇滚传递正能量”,但大众普遍认为摇滚乐负面情绪多一些,比如之前有个记者问英国代表,奥运开幕式为何采用如此小众的摇滚乐而不用古典乐?
汪峰:所以我们才要更多地、不遗余力地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有20组像我这样的艺人,我绝对相信,这类同志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太牛了。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具体的作品解答,如果你去KTV时总有几首保留歌曲是我的歌,请问它传达给你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你唱《春天里》,你唱《北京北京》《怒放的生命》,会感觉到一种邪恶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其实《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勇敢的心》并不是“正能量”,那是一个表象,是外界或者老百姓赋予的,还起了个名字叫“励志”。我认为自己最励志的歌是《一百万吨的信念》,因为它说出了社会的问题,只有正视问题才会建立真正的希望。
新京报:你个人并不是很偏爱自己最红的歌曲?
汪峰:那些是我作品里中等偏上的、达不到一流的歌曲。我愿意唱我认为水准更高的歌曲,就这么简单。
新京报:可你去各地商演时,主办方肯定首先要求你唱《飞得更高》啊。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汪峰:我现在80%的演出再也不唱《飞得更高》了,这是我对对方的要求,我也没觉得我的商演少了,我还有别的歌曲可以代替。
不过我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因为别人的要求没有恶意,唱《飞得更高》我很烦,但不代表观众烦,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别人非让我唱,我就说我不想唱《飞得更高》,你看这首行不行,《光明》你看行吗,他说可以,那就解决了。也许再过两年我觉得《光明》太陈旧了,我又换另外一首。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你不能那么去拒绝别人,没有道理。
■ 加盟《中国好声音》
它胜在严格复制
●我即将作为某个导师的导师出现。节目往后的一些环节是每个导师请来一个他(她)认为分量更重的导师,辅导他(她)所有学生和他(她)自己不足的方面。(注:据最新消息,节目负责人透露说:“刘欢选了三宝,庾澄庆选了王治平,杨坤选了李玟,那英选了汪峰。”)
●参加选秀节目,我这是第一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帮忙,再一个,我觉得这个节目比较忠实地还原了原型,因为他们对整个机制和模板严格执行,所以这个节目一定会成功。
●对于某些选手“身份造假”的传闻,我觉得,这如果是在国外,基本上这个人的比赛就结束了,因为西方人最最注重的是诚实。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道德底线几乎没有的阶段,你会发现这对“造假选手”完全没有影响,让他们主动出来承认,向观众解释之后就完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口述:汪峰
论环境 “面子问题”阻碍音乐人进步
新京报:现在内地资历深一点的摇滚歌手,很多都处在吃老本的状态。你怎么看?
汪峰:如果我说一定跟环境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都不信服,责备别人不努力的话,我也说不出来。但音乐人普遍有一个问题,也是中国人普遍都有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常常有人跟我说面临着状态不好的困境,这么多年了,万一新歌出来超越不了老歌,那就很丢面子。但你要知道,有个问题比这重要得多,就是你要不断地出。
每个人不可能一直在巅峰,总会出一些不理想的专辑,突然有一张极其出色的专辑,然后又回归平静。重要的是一步一步,而不是永远在等待那一个高峰。
你看鲍勃·迪伦又出了一张新专辑,在他们的概念里,这绝对就像他每天吃饭、上厕所一样正常的事情,在我们这儿,觉得人七十多岁,钱无数,名更不用说了,太不可理解。我甚至觉得如果他不继续出专辑,他一定是疯了。
新京报:有人会觉得坐享其成就好,你性格里没有惰性的一面吗?
汪峰:坐享其成的结果,肯定是你被别人给甩了。也就是在中国才会容许有坐享其成的人,我相信现在不写歌再往后十年我还能继续演出有钱赚,再往后我不敢说了,但我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烂的人——这句话完全不包括对任何人的评价。
新京报:我想知道你生活化的一面,不工作时,有没有什么爱好?
汪峰:我的爱好和大部分中年人不太一样,我基本没有习惯去KTV、夜总会、洗浴中心,还有酒局、应酬。我就喜欢打打球,看看电影。我是打台球,高尔夫球太雅了,我没到那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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