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乌龙案”改变的家庭(2)

　　（上接A14版）

　　两兄弟“大海捞针”

　　站工的老乡都说不认得赵登用。后来，两兄弟说，就是“爆炸那个”，老乡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回想起来，当初寻找线索，赵登结形容“大海捞针”。

　　事后赵登用总结，如果当初走访时带张赵登用的照片，效率说不定会更高。

　　兄弟两人先找到了赵登用在县城租住的房子。一些细节被他们捕捉到：挑沙的箩筐摆在角落，没吃完的饭在电饭煲里，吃菜的蘸水摆在桌子上。

　　在今年4月回老家之前，曾建花跟着丈夫赵登用住在巧家县城。据她描述，一般赵登用上午去劳务市场站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开“摩的”拉客。这几年，挑砖、卸货、送水这类体力活，赵登用几乎都做过。

　　赵登用站工的劳务市场，在巧家县红卫街灯塔下面。大马路两边，聚集着等活的人们，或坐或站，三五成群。

　　5月14日，赵登结兄弟两人上前发烟，跟人套近乎，问认不认得赵登用。

　　这一天，巧家县公安局长以前程向媒体保证，“这个案子是赵登用所为”。

　　在劳务市场，站工的老乡都说不认得赵登用。后来，两兄弟说，就是前两天“爆炸那个”。这样一说，话匣子就打开了。

　　靠这样的方法，两兄弟找到了站工的赵登红。赵登红说，5月10日早上7点，他曾在劳务市场见过赵登用，后来去吃早饭，回来就没再见到。

　　到5月19日，赵登贤找到工友们所说的“最后一个见过赵登用”的人，林国才（音）。林说，那天早上7点多，他和赵登用在内的4个人，被一个老板叫到马家桥牵牛，价格不合适，没谈成，“工人开价50元，但老板只愿给25元。”

　　后来赵登用和林国才一起回到劳务市场，坐在那里等活。

　　林国才说，赵登用是被一个40岁左右背双肩包的男子叫走的。没隔多长时间，便发生了爆炸。

　　那男子的双肩包什么时候到了赵登用的背上，又怎么背去了花桥社区，不得而知。

　　掌握了这样的信息，赵登贤立即反馈给了县公安局。对方说，正在着手调查。

　　“如果预谋报复社会，他怎么还会有心思去站工，到处去见工？”赵登贤说。

　　“做啥子都没得心思”

　　爆炸案后老两口再也没下过地，没心思，地里的苞谷还没杂草长得高

　　找到林国才的时候，赵登贤“心底掠过一丝惊喜”，他说他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目击者。

　　5月20日，赵登贤“心里压着块大石头”离开了巧家县，回了曲靖市打工的煤矿。

　　大哥赵登结回到昆明，发现从地上捡的报纸，都是赵登用的新闻。“干活路也没得心情”。

　　赵登贤给母亲打电话，告诉了她从林国才那里听来的消息，让母亲多去公安局打听打听。

　　这些内容没敢告诉父亲赵举朝。5月15日一回到张家梁子的土屋，赵举朝就躺下了，“做啥子都没得心思了”。

　　老两口再也没有下过地。到8月，苞谷地里长满杂草，黄兴聪说，“苞谷还没草长得高”。这一季的庄稼是没希望了。

　　去巧家县城配合调查，顾不上家里牲畜，回家后又精神恍惚，家里的猪死了一头，还死了3只羊2只鸡。

　　这还招来两个老人的争吵。赵举朝责怪黄兴聪不会看管，黄说忙不过来，还要抱娃娃。

　　“老人无法，照管不了，路都站不起来走了。”赵登结说，家里一头猪奔出猪圈，蹿到别的村民家里去了，人家要求挂红。“挂红”是当地的一个习俗，认为陌生事物突然闯入家门不祥，要挂红绸以辟邪。

　　“只要一看见儿子做的农具，就忍不住伤心。”赵举朝不会形容自己，半天，反复着“伤心”、“难过”两个词。

　　赵举朝晚上睡不着，想起老三，就起来抽叶子烟。他说，这三个月抽的叶子烟，比前两年加起来都要多。

　　赵登用是家里的壮劳力，家里有重要的事，都得他回家干。

　　今年春节到爆炸案发生，赵登用回过3次家。正月里，赵举朝上山砍柴，不小心滚下山受伤，赵登用回家送父亲看病。第二次回家是种洋芋。最后一次回家是4月24日，把妻子和儿子送回老家。买了2头猪，希望以后卖了盖新房。

　　“我儿子也是受害者”

　　黄兴聪说，工作组还将部分村民召集到院坝，解释赵登用未参与预谋爆炸，并向家属道歉

　　3个月后，8月7日夜里，巧家县公安局人员和包谷垴乡的干部一共七八人，摸黑上了张家梁子。工作组给黄兴聪带来2000元慰问金和一份通报。

　　“他们说，我儿子也是受害者。”黄兴聪回忆，工作组还将一个小组的村民召集到院坝里，解释赵登用并未参与预谋爆炸，并向家属道歉。

　　曾建花现场提了要求：爆炸案的两个主犯给赵家磕头谢罪；公安局长杨朝邦向家属道歉；两个爆炸案主犯要承受赵登用一样的痛苦和惩罚。这些要求现场没有得到答复。

　　二哥赵登贤很早就知道了相关信息。

　　7月18日，他在腾讯微博上说：“无辜的平民：告诉你一个消息，巧家‘5·10爆炸案’不是赵登用所为，经公安部督察破案，是征地钉子户姓宋的两个人作案。已被逮捕，政府不敢公布……”

　　次日，巧家县公安局民警找到了在曲靖的赵登贤。“警察拿了5000块钱和一些给小孩的营养品给我母亲。给我换了一部手机和电话卡，让我不要找记者，说最近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8月6日夜里开始，赵登贤的手机异常繁忙，各地的记者都在给他打电话。

　　9日下午，巧家县公安局和乡政府的干部又到了赵家，说给6万救助款。“他们说这个钱，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家属拒绝了。

　　次日一大早，赵登贤爬起床，列了一张索赔表，包括精神损失、名誉损失在内，超过100万元。下午交给了巧家县公安局纪委书记罗学林。

　　最后一条要求，赵登贤原本写的是“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公安机关破坏家属的大门，要求亲自上门‘挂红’”，考虑了一会儿，又删除了。

　　如果公安不理会，要不要打官司？赵家人很纠结，最终觉得要讨个说法，筹划着要请北京的律师。

　　已是立秋，山腰上的核桃快要采摘了，树高坡陡，老人上不了树。黄兴聪说，以前都是老三干。说着，不自觉就哭了起来。

　　（实习生赵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