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诗歌一直都没有沉寂

　　上海译文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这些曾经影响了包括穆旦在内的中国几代诗人的作品每册首印量不过区区5000册。可即便只是这样的印量，依然有人很担心销路，文集出版没多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就写下了题为《艾略特，今天还有人读你的诗吗》的文章，开篇即是一声叹息，“今天万事俱备，有最好的翻译，最全的资料，出最新的全集，一切都太好了，可是，却没有人读了。”有人用艾略特自己的诗句评价诗歌的孤寂：“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就算是有人担心，有人犹豫，有人退却，却依然涌现出一批执著的诗歌出版人。就在这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湖南文艺20年后再度开始延续“诗苑译林”的出版，也看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勇敢地成立国内首家“诗歌出版中心”，还看到楚尘文化推出“新陆诗丛”12种。有人质疑、有人尝试、有人勇敢地往前走，这似乎让诗歌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全民参与的大繁荣时期后，回归到一种常态。那么，如今到底谁还在写诗，谁还在读诗，诗歌创作与出版在今天有没有往前走呢？

　　诗歌创作：从单一走向繁荣？

　　在诗人蓝蓝开始创作的年代，一切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突然获得解放的迷醉之中。诗人作为时代的神经，敏感地表达出了一个社会的变化，“当时诗人的言论或者诗作本身都会引起特别的注意，不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认为诗歌之于生活是很重要的”。而现今情况全然不同了，市场经济的出现，让更多人为工作、为生计捆绑，生存显然是第一位的。“如果连生存的机会都很少，人不可能生活在诗句的梦幻中。”蓝蓝说。

　　尽管如此，蓝蓝认为中国诗歌的写作一直在不断进步与提升，“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顾城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远与近》最初发表时是被大家批判的，可现在连初中生都知道这首诗表达的内涵，如今诗人在表达方式上更加丰富、多元，在深度的探索上多了更多可能性。”

　　在诗人蓝蓝眼中，当下的诗歌界可谓异彩纷呈，且不说民间写作与学院派写作，下半身、他们、莽汉、撒娇这些细分的流派已足以让人看到诗歌创作的繁荣。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诗歌较为统一的风格，“现在的诗人做了很多探索，有的人用口语写作，有的人用方言俗语写作，真是写什么的都有，怎么样写的都有，尽管有些方法我不是很习惯，比如在诗歌中使用更多的叙事的元素，但我赞成这种尝试。”

　　但流派的名头与称呼显然并不是蓝蓝最看重的事情，她更关心诗歌文本的状态，“总的来讲我觉得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现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高水平的创作势态，这一群体中的人虽然生存的行当都不同，有的开公司，有的做职员，有的画画，但对于诗歌的探索却从80年代一直持续了下来。”而让蓝蓝说出这个创作群体中自己喜欢的诗人是件很为难的事，因为一说起名字就好像在表扬，难免挂一漏万。“现在有了很多关于六十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歌选本，比如《中间代诗全集》、《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诗歌选集》，其中收录的很多诗人和诗歌我都非常喜欢。”

　　对于目前一系列诗歌的出版活动，蓝蓝不喜欢用热闹来形容，她说到了如今的年龄，这样外在的东西已经不会给她带来迷惑，她认为这只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有人还需要诗歌，有人还在读诗歌。“据说保罗·策兰的诗集已经重新加印了，《罗马尼亚抒情诗选》刚出版没多久也要加印，这正是因为我们需要诗歌，其实就像超市中我们每天都有人买米买盐，你能说热闹或者不热闹吗，无非大家需要而已。”

　　即便诗歌出版的风头正劲，蓝蓝也无法对现今的诗歌环境保持完全的乐观态度。蓝蓝说，首先诗歌的稿费过低，在中国从没能听说哪个诗人可以不从事别的职业便能养活自己。“大约从90年代开始诗歌的稿费是按十行每千字这样的标准来计算，前几年一首诗的稿费可能就是二三十元，现在情况好一点了，也不过五十元左右。”最近蓝蓝从朋友的口中得知《长江文艺》杂志有了提高稿费的计划，《山花》也开始实行双稿费制度，所谓的双稿费就是在拿一份稿费的基础上，按百分之多少的比率再给一份稿费。“诗歌的稿费一定要提高，这是对诗歌尊重，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版税过活，虽然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也并不是很多，但总比我们一个都没有要好。”

　　尽管近期诗坛上的出版动作不断，但蓝蓝却认为，中国的诗歌出版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的关注太少了。“外国的诗集出版社非常愿意出，因为那些已经成为经典，得到了时间的认可与肯定，卖起来不会发愁，但对当代中国诗人诗集的出版我相信很多出版社都要犹豫，出版社的编辑或许没有判断力，不知道这个诗人究竟如何。其实当代有很多很好的诗人，他们创作不比外国人差，比如多多的诗，虽然他今年刚刚出了一本，但是他写了大半辈子诗了，已经60岁了，在国内一共才出过几本诗集呢？这已经算是中国比较顶尖的诗人，其他更年轻的诗人得到的出版机会显然就更少了。”蓝蓝说，脱离开中国语境，在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中汉语诗歌受国际文学圈的关注要远远大于中国小说或者其他文学的创作，“外国人都在读我们当代中国诗人的诗，为什么我们自己却不出版呢？”

　　阅读渠道：主流诗刊、诗歌民刊、网络诗歌“三分天下”

　　关于现今中国的诗歌版图，《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觉得可以用“三分天下”来形容，即主流诗刊、诗歌民刊和网络诗歌。民刊和网络没有相对严格的审稿制度，以其平等、开放的特性给了更多人用诗句来表达个人思想与经验的自由空间，大批秘密写诗的人开始走上了前台，中国诗歌的创作群体目前极为庞大。这种格局在中国的小说界与散文界都不曾出现，诗歌创作的增多，相应带来阅读群体的扩大。

　　身为小说家的墨白另一个身份是诗歌爱好者。他读诗有个有趣的习惯，会自选出喜欢诗人的10或20首诗，连同这个诗人的诗歌评论、诗歌观点一起打印，自制成书。当被问及现在读诗的人是否还有很多时，他肯定地回答，读诗的人是很多的，“如今很多人都会在博客上写诗，你一上网随便看看就会发现很多诗作，相应的这些诗歌作者也一定就是诗歌读者。”

　　墨白了解诗歌的渠道有很多，民刊、网络、诗集等等，他认为中国的诗歌目前出版层次很多，而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是民间化的，真正好的诗人，有志向的诗人还是在民间，他们通过出版民刊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谈到如今的诗歌阅读环境，墨白认为是很好的，甚至比80年代还好，网络阅读代替了纸媒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得以接触诗歌，“80年代诗歌杂志的发行量再大，传播的范围都是有限的，网络却让人们可以很容易接触到诗歌，其实是阅读空间发生了转移，并不说明如今读诗的人少了。”但让墨白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通过网络阅读诗歌让大量时间都浪费在了一般的诗歌上，而这也是李少君认为中国诗歌阅读应该改变的一方面，一个好的诗歌阅读环境应该是既提供相应的诗歌标准，又有多元的诗歌创作。“现在多元的创作有了，但标准却是匮乏的”，李少君觉得现在很多出版社开始出版诗集，做的就是树立标准的工作，这也是纸媒的优势所在，“大家已经不满足仅仅在网络和博客上读诗，我们处于一个草根性的时代，但是经过这个阶段之后还是面临何为好诗的疑问，在众多的诗歌写作中什么样的创作是优秀的，这个工作是要通过诗歌选来做。”

　　网络和民刊这厢蓬勃发展，主流诗刊如今却似乎面临着一种困顿，《诗刊》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曾有着56万册的销量，如今盛况难复，现在《诗刊》的销量不到4万，“三万七千八”，《诗刊》副主编商震说出这个确切的数字，而经过几个销售环节下来，每本《诗刊》的纯利润不过一块多一点，很难做到自负盈亏。尽管如此，商震却依然相信只要一份诗歌杂志能生存就必然有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撑。“诗歌一直都没有沉寂过，过去有句老话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现在有出版社愿意成立诗歌中心，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读诗的人其实要比写诗的多。”

　　也许是我们加诸诗歌身上的东西过于沉重了，就如商震所说诗歌是一门永远存在，却并不容易亲近的艺术，诗歌对于世界产生的影响总难以激烈、整体的形式来体现，在诗人胡续冬看来80年代那种诗歌的浓厚气氛也并非一种正常表现，因为现代诗歌从表达手段和格局来看注定带给人的是一个小的出口。

　　或许，就像某个爱诗的读者所言，“诗歌带给人的感受是内在的，它总在以一种平静的力量克服我们生活中的某种悲伤。”

　　采写/新京报记者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