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我们还能为诗歌做些什么

　　无法想象，一种语言如果缺失了诗歌，是多么的遗憾和糟糕。

　　也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读诗，是多么的可怕和可悲。

　　值得自豪的是，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离开过诗歌。

　　伟大的思想、音乐、建筑、舞蹈或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从来都是与诗歌相生相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没有翻译诗，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歌和文学。作家王小波甚至公开撰文：“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假如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外，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要想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诗歌翻译的意义和现状

　　老一辈的翻译家戴望舒、卞之琳、冯至、查良铮、楚图南、陈敬容、梁宗岱、王道乾、王佐良、袁可嘉、徐知免、程抱一等译就的经典之作，影响和激荡了一代又一代热爱诗歌的读者。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被吟诵。他们之后，又有郭宏安、郑敏、叶汝琳、罗洛、王央乐、赵振江、张子清、裘小龙、车槿山、秦海鹰、林克、杜青钢、黄灿然、傅浩、树才、董强、徐爽、陈东飙等一批热衷诗歌的译家前仆后继，延续着他们心中对诗歌的一往情深和不计得失的劳作。饮水思源，实在应该感念他们。

　　应该说，诗歌翻译从来就不曾被冷落过。因为出版的缺席，大众读者误以为翻译人才青黄不接。近四十年的外国诗歌出版史表明，除了三套产生过影响的“诗苑诗林”（湖南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法国诗歌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之外，其他的诗歌出版一直是零散的、非系统的，这与我们的泱泱大国是极不对称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出版社因为自身经营和经济压力的问题，难以专注于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二是出版社缺乏出版魄力和专业的眼光，无法形成一个持续的、有效的积累；三是诗歌的翻译历来充满争议，很难取舍。

　　我个人有幸参加了上述后两家出版社的诗歌出版工作，觉得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地方。譬如，当出版界“谈诗色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以精致的版本、出色的译本来回馈读者。我不能说，精心的策划和艰辛的付出一定有好的回报，甚至赚钱；但如果工作仓促、粗糙，后果可想而知。

　　因为有了前面几套书的经历，这一次在策划“新陆诗丛·外国卷”（第一辑六种）的时候，我们变得更加严格、细致，有一种宁缺毋滥的决心。此外，有无数的前辈和朋友帮忙把关和审读，才能有幸出版这套诗选。其间辛劳，在此略述。譬如《R.S.托马斯诗选》的翻译工作长达十三年，译者程佳付出的艰辛非常人所想，即使在数次出版无望的时候，她也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还专门为此去威尔士的R.S.托马斯故乡生活一年。《法国现代诗抄》的译者徐知免先生与王道乾先生同窗，健在，92岁高龄的他直到今年六月仍在认真地修订毕生唯一诗歌译著，他的翻译态度和译本质量是值得信赖的。《卡瓦菲斯诗集》的译者黄灿然十几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这本诗集的修订，从无数次返回来的修订稿中，可以看出他对每一个字和词，甚至标点，几乎苛求到了极致。《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的译者林克先生毕生只对译诗充满激情和兴趣，他的功力在同行中一直备受尊重。而《贝恩诗选》和《拉斯克-许勒诗选》的译者贺骥、谢芳，也是德语界诗歌翻译的不二人选。他们共同保证了译本的权威和质量。

　　诗歌翻译历来有可译和不可译之争，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极端地认为“诗歌就是被翻译丢失了的部分”。这方面，王佐良先生也许说明了一个道理：“好的译诗多少可以传达一点诗艺，或传达诗艺中的某些部分，例如结构、句法、形象、某些（不是全部）音韵效果、某类气氛。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里是会失落的，但这不限于译诗，译散文或任何体裁的文章也都会有所失落。说译诗难是不错的，但如进而说诗根本不可译则等于否定了一切翻译。”

　　艾略特也说：“虽然语言是一种障碍，但诗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克服语言障碍的理由。品味别种语言的诗歌，就是对操那种语言的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只能从诗歌的欣赏中才能得到……千万不要忘记每个举足轻重的诗人是如何大大地受益于其他语种的诗人；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每个国家、每种语言的诗歌如果不从外国诗歌汲取养分，便会衰减、灭亡。”

　　二位前辈的话无疑肯定了诗歌出版的意义，也对出版者的工作给予了告慰。也许，我们已经不用再为这些顾虑重重，而应该切实有效地去做认真、扎实的基础工作。某种程度上说，诗歌就是教育。

　　中国诗歌的能量和现状

　　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说说诗歌和我们的关系。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诗歌离自己特别远，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情况是相反的，诗歌一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世界感觉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感觉都可以构成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是诗人，只是分为两种诗人：一种是写诗的诗人，一种是永远不写诗的诗人。而真正优秀的诗人是能够准确地用语言传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他们能把语言的缺陷和遗憾减少到最低，有非凡的能力彰显语言的美妙和神奇。

　　我一直觉得汉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最有魅力、最具创造力的语言，你看成语、谚语、歇后语、俗语，以及繁复的称谓；各种方言；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思，声调和言语的表情不同，都显示出异样的韵味和迷人的韵律。而这是其他语言无法企及的。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优秀诗人的涌现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很多场合下有无数读者问我，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甚至还有人偏激地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诗歌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各种声音和质疑，我总是报以坚定的回答，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诗歌相比毫不逊色。在我看来，一批实力派诗人写得越来越好，譬如北岛、于坚、韩东、于小韦、西川、小海、吕德安、宋琳、杨黎、吉木狼格、李亚伟、何小竹、伊沙、翟永明、小安、蓝蓝、鲁羊、朱文、朱朱、侯马、柏桦、杨键、刘立杆、吴晨骏等；而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如尹丽川、沈浩波、李红旗、竖、乌青、巫昂、宇向、春树、离、溜溜、赵志明等，他们从未停止过诗歌写作，诗歌就像他们身体中的某个动作，不可缺少；诗歌就是他们的呼吸和存在的一部分，很平常也不神秘。他们的存在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的多元和可能性。

　　仅以这次“新陆诗丛·中国卷”推出的韩东的《重新做人》、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他们并没有一起睡觉》、翟永明的《宽窄韵》、西川的《够一梦》、春树的《春树的诗》、于坚的《彼何人斯》为例，他们的写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们越来越重视内在精神的探索，能够真诚地揭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他们的写作技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也越来越成熟。这六本诗集是六位诗人最新作品的结集，从未收入任何作品集。也许可以说，这是一次最近的、崭新的中国当代最高诗歌水平的集中展示。

　　事实上，这套诗集也延续了我在2001年策划的“年代诗丛”的命脉，当时一共推出21位中国诗人的诗歌专集。所有的出发点都体现在韩东为这套书撰写的说明之中：中国当代诗歌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40年，尽管每一时期的精神氛围和物质载体明显有别，但诗人们的写作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现代汉语，使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书面语言的现代汉语，在几代诗人的努力下逐渐臻于成熟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将越发显明。本诗丛的目的，在于梳理中国当代诗歌脉络，系统地有价值地介绍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优秀诗人及其作品，力图填补当代大陆诗歌出版的空白。同时集中展示或业已成名或隐而未出的诗人卓尔不群的写作以及所创造的语言奇观。让读者能够欣赏到他们的各自风格，但同时可以窥见他们在实践诗歌语言和空间的态度上所保持的异常的清醒与自尊。

　　十几年前的初衷仍在延续，也许已够幸运。但我希望我的工作不是唯一的，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有出版良知和具有诗歌热情的同道一起来做这项功德无量的事情。前人已做的，我们应当学习；前人未竟的，我们一定要争取。

　　□楚尘（诗人，新陆诗丛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