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今天我们有可能避免误读你吗？

　　约两周前，在收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五卷本《艾略特文集》之后，在翻阅它们之时，我发现自己所读到的似乎并不只是那些还算熟悉的诗句和批评文字，同时，对诗歌及诗歌批评的阅读行为及理解行为也在被一个更大的视角阅读。

　　如果说这发现并非毫无意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需要得到解答：在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二十世纪英语诗人的总计五卷厚的、充满太多回声的文本时，我们在读什么？

　　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文学作品的忠诚读者和很多不那么忠诚的仰慕者习惯于“收藏”名家的作品集，当然，这作品集要足够权威，且要有足够的厚度，以便让来到他们书房的访客能较为便利地看到，然后较为便利地给予赞赏。

　　就此而言，这一套《艾略特文集》似乎在任何硬件方面都值得添置，值得作为收藏的新品。可是，我希望并无冒犯地说，将这套书作为装饰并不明智。换一个相反的情况来讲，这其实是读者会愿意选择在荒岛上阅读的书（如果这个读者真的不幸流落荒岛而又幸运地可以携带一套书），因为它们有着被太多次重复阅读的可能，以及借又一次阅读降低海平面的希望。

　　迟来的幸运：迫近艾略特的明晰之处

　　艾略特对中国读者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都无疑是诗论《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及长诗《荒原》。尽管关注《荒原》的人大约会更多，我还是想先简略谈谈前者，以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T.S.艾略特；从最直观的方面讲，批评文字究竟占到了这套《艾略特文集》中的三卷，我觉得这也恰当地展现了艾略特的身份构成。

　　作为其最早被翻译进来的文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在中国的影响已约有八十年，似乎已成为作者诗歌理念的最佳印证资料。只不过，艾略特自身的创作并非一成不变，这篇文章也并不能完全涵括其批评家的面貌。

　　“逃避个性”及“一条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作用”等话语会给不同读者带来“感情”与“经验”之关系的不同顿悟，以及此后的不同困惑。徐迟“抒情的放逐”与穆旦“新的抒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艾略特的说法并不容易确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的写作者也仍在这个问题及其衍生问题上做着争辩、阐释、误读和对误读的误读，像操持着一个难解的隐喻。

　　但事实上，艾略特之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晰，他很少用晦涩曲折的复杂隐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直观的明喻则总是将其确定性的叙述更确定地展现。不幸的是，明晰往往会带来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而出于对隐含意义的畏惧，晦涩却往往在被解释被引用时受到更多谨慎的保护。

　　幸运的是，读者现在已有更多的文本来迫近艾略特的明晰之处，如“比较和分析只要把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就成；而阐释则始终必须从容器中取出身体各种部分并按原位把他们拼装”，如“文学批评的一个功能是作为嵌齿，来调节文学鉴赏标准转变的速度”（《古典文学和文学家》），如“某一语言的伟大作家应该是该语言的伟大仆从”（《但丁于我的意义》）。

　　而且，这些文章的译者包括了李赋宁等对文学翻译有着高深造诣的学者。

　　艾略特的异端性：近似核武器带来的震颤

　　对《荒原》而言，太多的介绍则会显得冗赘，而从1937年赵萝蕤翻译的单行本发行（虽然当时只印了350册）开始，《荒原》及“荒原”意象也成为中国诗人进入西方现代精神世界的一个标准门径，至少，是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大多数读者都会默认：如果说里尔克同在1922年完成的《杜伊诺哀歌》试图探究的是基督教精神的个体可能性，那么《荒原》则追寻着基督教精神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可能性，这两者也正是二十世纪上半页的诗歌创作在两个向度上的里程碑，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在那个时代的底色。

　　但我希望再次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写作《荒原》前后的艾略特是当时英语诗歌世界的一个异端，而非主流的构成部分。如果冒险一点，这句话的限定范围里甚至可以将“英语”一词去掉。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艾略特由其自身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主流，不仅在英语世界里，也在世界上的大部分诗歌帝国里，包括我们此刻身处的这个所在。

　　如果我们在此刻谈论艾略特，就不能简单地跳过他在最初显现自身特色时的异质性，甚至是异端性，否则就不能解释《荒原》所带来的那种近似核武器带来的震颤。与很多同代诗人的趣味不同，艾略特的早期作品——无论长诗还是短诗——都并非那种史蒂文斯所谓的“知识上的纤细”（史蒂文斯是在谈论威廉斯的时候提出这个说法的）的精细构造，从后来被发现的《荒原》手稿来看，早期艾略特甚至对结构的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兴趣。

　　一种混杂的、充满意义再造的可能性的感受被释放了，一种“本意”并不明显的文本居然形成了本意的自觉；在这一点上，他与庞德或许有些许接近，尽管他也曾评价说“庞德的诗不怎么样”——出于对其早年作品中浪漫气息的不满。

　　启示：关注作品的“真理分量”

　　探究艾略特究竟怎样建立起“灵魂乃天赐，圣洁不动情”等“非个人化”的诗歌理念和标准，可能是件枯燥的事，但具体到作品，他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空心人》等前期作品及其精神给当代诗歌的个性所带来的影响则确确实实是难以估量的。

　　一个事实是，许多当代的优秀诗人在抗拒个体的浪漫情绪时，应用的正是他们从艾略特那里得到的启示。这种启示是重要的，但仅仅由此得出的标准却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在后期的诗作和批评中艾略特展现出的更复杂的理念很可能被跳过了；如果看过1935年《宗教和文学》中艾略特对作者和读者“缺乏个性”的批评，这些诗人或许会觉得茫然。

　　当然在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政治、宗教、文化立场等的日趋明晰也影响了他后期作品作为普泛标准的可能。不过，在承认前期的《荒原》等作为传世之作的重要性时，我仍然要提请读者注意艾略特中后期的创作及批评文字，特别是其诗歌艺术的巅峰之作《四个四重奏》。

　　西蒙斯·希尼曾将创作《四个四重奏》时的艾略特与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做比较，并且得出这样的判断：“他（艾略特）更关注可从一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更关注该作品的真理的分量而不是它的技术/美的分量，它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范围。”

　　我以为，这是比较恰当的说法，尽管此时的艾略特比之前期已更注重作品的结构技术了。在《四个四重奏》这一以音乐乐章形式构成的杰作中，时间是最为核心的主题，围绕时间的是一系列貌似二元对立的要素：过去与未来，生命与战争，肉体与灵魂，开始与结束……而艾略特则通过哲学与宗教相融合的阐释力量和拯救力量将它们熔炼，提取出战争年代文明的芜杂矿石中的贵重金属。

　　仅就个人观点而言，我以为诗歌之技术层面并不是能从艾略特那里得到的最珍稀的财富，甚至由其批评文字得出的个体创作态度也不是——希尼评价他时所说的那种“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才是最重、也最值得珍视的。

　　□徐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