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米切尔 幸运的是保持“杂食性”思考(2)

　　（上接C12版）

　　【你必须忽视坏评论、怀疑好评论】

　　大卫·米切尔在英国是畅销作家，在美国却可能不是，当然现在有了电影《云图》，在美国他也可以算作畅销作家了。于是，他和读者的关系，他和评论家的关系，也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像面对这场有点刁钻的访谈一样。

　　新京报：评论家好像很喜欢那本书。你从评论家那里学到过什么吗？

　　米切尔：只有百分之三的评论家会深入地思考你的书，并且爱文学胜过爱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去写作。当我读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是温和的导师，他们想帮助我。但是这些人的数量并不多，事实上，不是百分之三，而是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对于其他的，你最好都不要去读他们，包括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他们是平静心灵的野餐会上的黄蜂——这是他们的角色。如果你想写作，他们会在旁边嗡嗡，你最好是好的坏的都不听。那些写坏评论的人更像是平静心灵的野餐会上的狙击手，他们开枪打你。但是就算是那些写你好的评论家也会妨碍你集中注意力，而且你也不能听信他们——所以你必须忽视坏评论、怀疑好评论，这就是我和评论家的关系。

　　新京报：但很多时候读者很容易受评论影响。你和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你觉得读者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吗？

　　米切尔：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你，那么他们是比较容易受评论影响，但如果他们已经读过你的作品了，那么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就变得更直接，就不再需要评论的裁判所来当中介。如果你可以连续写五六本书并生存下去，那么你会建立一个读者群，他们会去买你的书，而不会去等报纸书评出来。我想互联网、社交网络也让这个关系变得更直接，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好的力量。至于我和读者的关系，他们养活我，我想这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家。事实上，我也不太考虑这个事情，我只是很高兴我有这些读者。当我偶而从我在爱尔兰海边小镇那个僻静的洞穴出来，当我去文学节、读书会上见他们的时候，我喜欢从他们身上汲取能量——就像两天前在三联书店时那样，我确实没有料到当天会有那么多人去，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人听说过我，但那天在地板上都坐满了人。倒不是说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是为我的书感到高兴，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找到了好朋友，这是我和读者的关系。同样地，就像你和评论家的关系一样，你最好不要经常去想它，不然你会开始为读者写作。然后你会碰到这个问题：哪些读者？一个北京的22岁的学生，还是犹他州盐湖城的一个极端主义的摩门教徒？事实上，我是在为我和我妻子写作，如果我妻子喜欢我的书，那就行了。

　　【小说的骨架里面，是跳动着的人的心灵】

　　这是一场紧张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对话，所以我们有必要给作家留出反击的空间。他说，你在22岁的时候只想证明自己一定是对的，但生活终将教会你成长与和解。所以，如果你觉得《幽灵代笔》不够成熟，请试试《云图》，或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大部分时候，你总会喜欢其中一部的，不喜欢，也没有关系。

　　新京报：我喜欢读作家谈写作的文章。我想马尔克斯和雷蒙德·卡佛都说过，推动他们去写一个故事的往往是一个形象。对你来说，什么是促使你去写一本小说的动因？

　　米切尔：一本特定的书，还是笼统地说？

　　新京报：哪个问题你更愿意回答？

　　米切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那我两个问题都回答吧。总的来说，我写作是因为如果不写，我会不快乐。非常简单。然后你又会说，为什么我写了这本书，而不是那本书？这取决于我碰到怎样的种子。有时候它是一个形象，但也有其他的种子，有时候是一次相遇，一次会面，也可以是一个句子。这儿有一个好句子——“死者在假期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句子吗？

　　新京报：是呀，你会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米切尔：正是！它可以怎么成长？它可以是关于还没有出生的死者的哀痛？它可以是关于吸血鬼，葬礼？它可以是关于一个死了女儿的人，他需要承受从前从没有承受过的悲痛？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种子，有很多可能性。是的，对我来说这个动因有时候是形象，但不总是。

　　新京报：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创作小说的过程，人们通常觉得这个过程很神秘。

　　米切尔：很简单，你有了一个种子，决定写它。你决定写它是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然后你需要一个世界，你需要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创造一个人物形象，他可能是你认识的某个人，可能是一个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的魔鬼，他可能融合你从这个人身上提取出的某种素质，和那个人的脸，以及另外一个人的某段历史——让他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然后你需要把这个人送上一段旅程，它可能是一段物理上的旅程，也可能是一段心理上的旅程。他们必须有什么不对劲，必须要有某些性格上的缺陷给他们带来痛苦。他们需要处于痛苦当中——这是小说的来源。他们需要“需要”什么东西，需要有让他们无法得到这些东西的障碍；也许他们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最后发现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就像许多个世纪之前亚里士多德说的，戏剧来自冲突，所以需要有障碍。如果这个障碍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将会有争吵，冲突。所以，这就是从事我们这个行当用到的工具，这就是你创造一个故事的方法——也许它会变得很复杂，也许它会拥有不同的视角，也许它会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也许它只是很长，呵呵。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一个访谈中说你希望以后远离复杂性，因为小说是关于人，关于“人生的混沌”的。

　　米切尔：是的，我确实说过我希望远离复杂性，但是我经常做不到。小说是关于人的，难道不是吗？最好的小说让你关心一个人，你担心在他们身上会发生坏的事情，然后你不断地读下去，希望这些坏事情不会发生。有时候一本书变得很复杂是因为我希望把太多的东西放进去，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结构，才不会变得无聊。但在小说的骨架里面，仍然是跳动着的人的心灵。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不然你的作品就会变得生硬、变得毫无生命力。

　　新京报：很多作家谈到，在他们的写作生涯中有过一些顿悟。比如卡佛说过，在写完《大教堂》以后，他作为小说家才真正成熟了。你有过这样的顿悟吗？

　　米切尔：在此“顿悟”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关于你的作品的顿悟，一个是关于人生、关于宇宙的顿悟。你指哪一个意思呢？

　　新京报：两个都是。

　　米切尔：是啊，上帝啊，它们无处不在！而且它们是好东西。往往是在你回头去看你从前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些顿悟。你会想，天呐，那真是太糟糕了——这是一个顿悟。因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很糟糕，那意味着你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那意味着比起你有这个顿悟以前你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了。谢谢！——越多这样的顿悟越好。当你意识到形容词不是你的朋友，当你明白一页纸一个比喻足够了，当你决定至多五页纸一个感叹号的时候——这些是极好的顿悟。而关于人生的顿悟？我想是同样的道理。而且不光是对于作家，对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当你意识到友善比正确更重要的时候。比如，如果你的妻子很爱一部电影，而你觉得那是一部很糟糕的电影，不要和她争论，就说，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部电影，我没你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我很高兴你喜欢它。在我22岁的时候，我肯定必须要为此大肆争论一番，我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这部电影是一堆垃圾。但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学习和成长，如果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灾祸活下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这种顿悟，它们会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快乐，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记者手记】

　　好运气的大卫·米切尔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一周之前，大卫·米切尔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相信在上海书展之后，随着密集的媒体轰炸，这个名字将会不再陌生。几乎可以预见，到了明年一月，当《云图》搬上银幕之时，大卫·米切尔这个名字将会变得家喻户晓，他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一个国际性作家。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比好莱坞更强大的造星机器了。

　　当然，米切尔的好运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1999年，30岁的大卫·米切尔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幽灵代笔》，获得了当年的约翰·卢威连·莱斯文学奖。2004年的《云图》则获得了当年的英国国家图书奖。可以说，米切尔的写作事业是异常顺利的，顺利到足以令绝大多数作家羡慕嫉妒恨。

　　米切尔的小说最为人称道的是它们的结构，这也是国外评论家经常大做文章的地方。作家苏童将他的写作比作乐高玩具。在《幽灵代笔》中，米切尔讲述了九个不同地方的九个故事，涉及人物众多，跨越诸多年代。这些故事中，有带着村上春树式淡淡的虚无和惆怅的小品，也有讲述国际名画大盗爱欲情仇的类型小说，甚至还有以一个四川老妇人的视角讲述的浓缩版中国近代史。这些故事大抵可以看作独立的篇章，虽然不同章节中的人物命运出现了交叉与勾连。米切尔自己说这部小说想要讲的是命运，但是，关于命运的什么道理？读完小说后我并没有答案。

　　我接触到的大卫·米切尔是一个和善、谦逊、坦诚而健谈的人。与前辈立足于英国本土社会生活的作家相比，米切尔似乎要更为“国际化”，而更少本土化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很典型的英国作家。在他的五本书中，只有第四本《绿野黑天鹅》是设定在英国的故事，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点结巴的13岁的小男孩在一年当中的遭遇。作为一名严肃作家，他还没有涉及他所成长的社会中更为广阔的生活疆域。又或许，这对于米切尔这一辈的英国作家——或者不论哪里的作家来说——才是更合理的一种取向。在这样的时代，对于小说家来说，他的工作是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呢？我很遗憾在访谈中我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对此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不过，所幸的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依然充满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容纳和完成无限的思考。正如米切尔所说，只要你保持“杂食性”地思考，你就会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C12-C13版/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 

　　本次访谈获得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艺述英国”活动的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