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水营 在蛛丝马迹中找寻自己的根系

　　■ 村落档案

　　沁水营，隶属大兴区长子营镇，凤河流经沁水营村西和村南。村子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明初，处于晋东南的沁水县向北京移民共4次，明确移到京南大兴采育地区的移民记录仅两次，移民在凤河北岸建村，为了不忘祖居故里，以原籍沁水县命名。现在全村有330户左右。

　　链接：沁水县，位于山西省晋城市西北部。沁水古为端氏地。春秋属晋，战国属韩。古县治在今沁水县城东郑庄镇河头村。北魏时，在今县城西分设东永安县。北齐时，改为永宁县。隋开皇三年（583年），端氏县治迁今县城东端氏村。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永宁县改称沁水县，县治迁今县城。元至元三年（1266年），端氏并入沁水县。

　　移民

　　走着走着就没了

　　2007年，沁水营村里几个老人合计着，应该修个村志。“都知道从山西来到北京600多年了，可是我们这个村都怎么一步步到今天的，修个村志可以做个备案，小辈有兴趣的也能翻翻。”村志主编张贺才说，“修村志这件事，2007年起意，2009年动手，到2012年初完成了。全部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弄的。”

　　几位老人开始翻阅《明史》、《明实录》等史书，在蛛丝马迹里找寻自己的根系。正史上，关于这个京南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的记录太少，只在《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中直接提到过一次：“沁水营亦曰观音寺，又曰小马房。”一个村有三个村名，主要是因为村子偏西曾有一个南北走向的道沟，也就是现在村里的沁水路，把全村隔成两半，东半边村有座观音寺，西半边村养过马，称为“小马房”。沁水营坐落在凤河北岸，属于凤河沿岸“七十二连营”之一。

　　“据考证，沁水营村是明朝初年从晋南沁水县迁徙而来的16姓18户移民形成的村落。”600多年过去了，现在沁水营村进行自我摸底的结果是，现在村里有14个姓，郑、刘、张、崔等，说起来都是平常的姓氏，姓张的最多，差不多占到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为了修村志，村里几个人特地去了一趟山西。“沁水县都没有人知道移民北京这个事，但是沁水县志上提到，说有明朝初年移民北京这件事，但没有更多的记录。”现在的村委会主任郭振会也去了，对于这种结果，他觉得一点都不意外：“人走茶就凉，这移民都是最底层的人，走着走着就没了。”

　　憾事

　　如果祖坟还在

　　收获也有——“沁水河从县城穿过，这是山西省八大河流之一中泥沙含量最少的一条河。”这可以对应沁水营村600年前在凤河边的落脚。这些年比较干的凤河，今年的水涨了上来。

　　去洪洞县看了，“当地有个产业园，特别大，全世界的华人都来这里寻根”。沁水营的寻根之旅，就是这汪洋大海中的细流。他们还去了山西沁水县下面的农村，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照片里的乡村一副破败情景。“农村还是挺苦的，他们住的老房子和我们老村的时候差不多。”

　　1984年，沁水营村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进行了村庄规划，村民都住上了标准的排子房，看起来和兵营很像。“我们村里很整齐，没什么私搭乱建的，人均居住面积有30平米左右。”村志编委冯学文根据村里老人们的集体回忆，画了一幅老村平面示意图：“各家各户的位置，每一户都以户主的名字表示，一个村里的人互相都认识，粮田、园田、坟场都画了出来”。

　　“可惜啊，我们村里本来有108垛老坟，还有老坟分布图。1971年全给平了毁了。”在编写村志的过程中，几位老人想起这段往事就觉得遗憾，如果祖坟还在，在回顾村子历史的过程中就会厚实很多：“老张家的祖坟就有两处，据说是山西移民来的时候，先是哥哥家来了，后来弟弟家又移来了。”

　　植物 

　　水稻、玉米、槐树及白杨

　　1984年村里的粮田，很大一部分是稻田，水稻一度是沁水营村主要的作物。“（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种水稻，特别是1959年到达一个高潮。”张贺才说，“当时我们还属于采育公社，公社提出万亩水稻细粮化的口号，因为沁水营大部分土地属于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又紧邻凤河，水源充足，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几位老村民也都提到：“我们村吃米多，当时种的大兴稻比天津小站稻好吃。”

　　编好的《沁水营村志》记载：1959年就种植了水稻上千亩，但是产量不好，亩产水稻才50多公斤。最大水稻种植面积是在1980年，当时村里有1900亩水稻。到1994年，水稻仅剩下100亩，这主要是因为地上水匮乏，地下水位下降。1994年之后就停止了种水稻。

　　现在村里主要种玉米。8月中旬，玉米下来了，都摊开在村里道路两侧，在阳光下金黄灿烂。园地里除了种植水果，也有人在路边种了葡萄。这是葡萄最后成熟的关键时刻，有人在路边搭了棚子看住：“就怕附近工业区打工的年轻人，吃葡萄不要紧，拽了一把把藤给拽伤了。”

　　1984年的村子平面示意图上面还标明了观音寺小学和舞蹈学校位置。村民记忆里观音寺小学里面有棵老槐树：“树干特别粗，里面都空了，小孩能钻到树干里面玩，就这样也没死。”但还是架不住，“后来都被砍掉了”。原本村里有几十棵老槐树，现在一棵都没有了。

　　老人们觉得，现在村里能看着像那么回事的，是高耸挺拔的两排白杨树，还在舞蹈学校旧址里，现在是村委会所在地。1971年的时候，中央五七大学舞蹈学校师生来沁水营村开门办学，杨树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都是学芭蕾舞的小孩，最小的就六七岁，大孩子也就十四五岁。当时都住在各家各户。”有好几年，这些孩子都生活在沁水营，“老师怕小孩放假回家之后觉得苦都不回来，所以很少放假”。沁水营村的人没有留下多少对芭蕾舞的优雅回忆，“觉得那些小孩练功挺苦的。”据说当时舞蹈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江青，还说她本来要来视察。

　　至于芭蕾舞学校为什么选择来沁水营，冯学文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沁水营村是个先进村：“1974年的时候，我们村就有进口车了。”当年因为夏粮超交数量大，国家粮食部奖励沁水营村日本三菱货车一部，年底汽车进村了。

　　器物

　　农具与神叉老会

　　沁水营村一直也是长子营中学的所在地。利用老中学校址，现在被村里做成了展览馆，从村民家里收集上的磨盘一溜沿着墙根排列；传统农具展示，有耕地用的犁耙、地辊子，播种用的耧车、蒜拉子，灌溉用的辘轳、水车、提斗等等……这些农具，全部都是从村里收集来的，上了点岁数的村民都用过，可是现在已经不合时宜。“还是觉得挺可惜的，这些农具也就占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几位老人家还特地翻阅了古时候山西人写的传统农具书《马首农言》，发现“这些农具和山西基本类似”。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李三谋说：“北京地区的传统农具和山西基本类似，特别是铁制农具方面。”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中写到了山西上党铁器的传播过程：“清末时北方地区的农具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晋东南地区，现在的长治、晋城一带，一直到东北地区、俄罗斯一带都是用山西的铁器，当时在北京城内的铁器铺也多数是山西人开的。”

　　有关民间花会的内容，可以说道的就是沁水营的神叉老会。据说光绪二十五年的时候，沁水营村的叉子会参加慈禧66岁寿诞庆典，名列各会之首，深得慈禧赏识，赐予一把“龙叉”和一面写着“神叉老会”四个字的旗帜。当然，现在展馆里看到的不是原品。村里会耍叉子的，目前只有一个人，逢年过节也会去各大庙会表演。

　　2007年起意修村志的时候，沁水营的面积已经缩水不少。“村子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千亩地，后来被征用了很多地，现在村里只有一千亩地左右，人均一亩地。”张贺才他们觉得，“拆迁是大势所趋，也许哪天，沁水营村也没了。”

　　■ 移民文化

　　晋南移民已融入北京文化之中

　　●李三谋，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

　　明清时期，从山西迁徙到北京一带的移民，一部分从晋东南出发，翻过太行山到达北京附近地区，还有从晋北经过娘子关到达口外一带，就是今天的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现在，张北以及内蒙古的包头一带，人说话和山西话还很像，喜欢吃莜面、豆面，还有民间二人台晋剧，保留了一定的山西特色。口外一带在清末还很荒凉，没有本身的文化，移民文化容易扎根下来。而移民到北京周边地区的移民融入了北京文化之中，北京就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

　　明清时期的移民，一方面解决了山西东南部一带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一些没有土地的人口开始迁徙，带着牲畜、农具、种子等生产工具，国家也会给与一定的补助，相当于安家费。还有一部分移民是罪犯，当时称为“流罪”（也叫做徙罪），流放在八百里、一千里、三千里的边地去开垦种植，一般最近的流罪都是五百里远。

　　■ 志说

　　村志的存史意义和教化功能

　　●谭烈飞，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一般地方志主要是省市县一级编，编村志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2000年之后编村志的村子就多了起来。主要原因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村子消亡的数量和速度在增加，以后很多村子可能只能留下一个名字了。这方面，大兴区做的工作比较多，我记得前几年说大兴区有200多个马上要消失的村落，编村志就变成了文化建设中有意义的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现在全市范围内，不少村子都在编村志，但自己编写村志的情况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委托文化公司在编，这里面就有粗制滥造的成分，可能东抄抄、西抄抄。

　　编写村志，主要是对于村子本身的存史意义，这也是所有地方志的首要意义。地方志编写的基本体例方法都一样，例如村落沿革、自然地理、农牧业等这样的客观分类，存真求实，没有修饰。另外我觉得编写村志，包括编写家谱，都有教化功能在里面，无论是收集资料或者传播过程中，都有很多教化在里面，会梳理一下自己的历史，例如村子里曾经有忠孝节义这样的人物，属于哪个家族，对集体会产生一种凝聚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