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走出去，正在改变的现实

　　三年前，某报曾经翻译过一篇来自国外的文章《中国文学在国外遭遇尴尬》，该文指出，直到今天，对现代中国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鲁迅以及其他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国外仍鲜为人知。而国外对现代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渠道，只是通过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比如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拍摄的同名电影。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观。无论是近年来BIBF版权贸易逆差的减小，还是“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持续评选，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以及英文版《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和英文版《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发行等等，都传递出一个信息——中国文学正加快海外传播的步伐。而近日结束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显然又将直接推动海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战略 政府、学术界一起着力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欧（特别是法、英、德）和美国、日本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如《尘埃落定》《芙蓉镇》《活动变人形》《长恨歌》，散文如《随想录》《干校六记》，诗歌如艾青、北岛、舒婷、顾城的诗，等等，都得到了翻译。另外，一批畅销书也被翻译到国外，如《狼图腾》《幻城》《三重门》《文化苦旅》等。

　　尽管如此，相对于每一年外国作家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数量，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的数量实在相距甚远。两年前，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京举行“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称“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称“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但是，相较于中国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态势，仍显得远远不够。在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和市场接受程度均不尽如人意。此前，推广力度不足，文化差异，翻译队伍，缺乏海外版权代理人的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三大障碍。

　　在汉学家们看来，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克服的问题之一。正如汉学家们所说，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西方读者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才能做到像中国读者一样欣赏它们。

　　这样的现状，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认为很正常，“发达国家的读者可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更有兴趣，然后才是文化。比如，我们对于越南文学、柬埔寨文学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上升。”

　　为此，政府部门和学界也一起着力，频频出招。比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已经举办了六届，数十位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先后获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以俄克拉何马大学孔子学院为平台，合作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他们先后编辑“中国当代文学专刊”，举办“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等。2010年１月举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也同时成立。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创办英语杂志《今日中国文学》，在三年内出版由１０部作品组成的“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定期或不定期在中、美两国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或论坛。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告诉新京报记者，《今日世界文学》杂志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界有很大影响。北师大文学院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合作的《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已于2010年创刊，每一期都和《当代世界文学》一起，面向全球发行。目前，《今日中国文学》正在编辑第五期。另外，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还主编了当代中国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的四个选本，这套书也正在编辑出版之中。另外，北师大学者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也有一套丛书，即将在北大出版社出版。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邱华栋告诉新京报记者，《人民文学》的英文版已经试刊发行了三期，除了通过中国外文局向海外发行，另外还通过孔子学院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读者那里。“在最近召开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很多汉学家对于英文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我们把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团结得不错。”

　　战术 翻译和版权代理人正在改观

　　显然，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据张柠介绍，说《今日中国文学》的编辑部在北师大，俄克拉何马大学还有一个在中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副主编石江山，他专门收集英语世界的反应，以便编辑部调整编辑方案，然后由他组织海外的翻译家翻译。“我们以前找国内英文好的翻译家翻译，但是根本不行。由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家翻译之后，翻译质量明显好了很多。”

　　邱华栋也表示，《人民文学》的英文版请的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并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三四十岁的翻译家翻译。“我们请外文局的专家审读过，他们对于这些译者的翻译给予了肯定。”

　　作家李洱对于自己作品的海外翻译格外重视，他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本来已有德文版，国外出版方曾告诉他，如果从德文版翻译成西班牙语版，很短时间即可完成，“但是我拒绝了，这两本书，从中文到德文已经有一些信息损失，如果从德文翻译成西班牙语，又要多经历一次损失。因此，我坚持从中文直接翻译成西班牙语。”他还透露，两书的英文版已经翻译了两年多，到现在还没完成，“但是不能急。”

　　即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也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美国翻译家白睿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在翻译余华作品时，时态问题曾经困扰过自己。他也提到，“像富贵、春生这样的名字在中文中都有特殊含义，在英文里却不能传达。我曾经犹豫过是直接用拼音，还是转换意思来表达，最后还是使用拼音的占了大多数。”

　　除了翻译之外，作品经纪人制度尚未在中国完善，也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向海外的障碍。作品被翻译家看中，然后翻译，并且在海外出版，是中国作家走向海外的模式之一。在海外影响较大的中国作家余华、莫言，以及近年来影响力上升很快的阎连科，现在都有了自己作品海外版权的经纪人。李洱最近也刚与经纪人签约。而他的作品在德国出版的经历极具代表性。

　　德文翻译夏黛丽首先看到了李洱的《花腔》。因为没找到出版社，她决定自己买下德文版权并与李洱联系。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2004年，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多本，李洱透露，《花腔》的德文版也卖出了一万多册。作家阎连科表示，自己大约有六部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等多种外语在海外发行，他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专门代理海外版权的经纪人。

　　选择 翻译家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能被翻译家看中？显然，打动译者是主要前提之一。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美国翻译家白睿文如是讲述了自己翻译余华作品《活着》的经历，1994年在罗格斯大学读书时看到了电影，后来在台湾公馆的金石堂书店，买到了麦田版的余华的原著，在地下室里一口气读完，用他的话说，“主人公‘富贵’的人生道路，让人生叹，经过那么多波折，他，不能说乐观，但是他选择坚持下去。我个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以他对于活着的态度，我能够理解。而且这本书是解放后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什么土改，大跃进，都包括其中，我想这也增加它的价值，尤其对于外国的读者，因为它就是现代中国人走过的道路。”

　　而翻译过余华作品《在细雨中呐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等作品的美国翻译家白亚仁，刚刚翻译了余华的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预计明年出版。“这个小说集里的题材是我喜欢的。它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关乎‘代沟’，关乎婚姻中的危机，离政治很远，尽管政治需要理解，却不能代表当下大部分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所以我选择翻译这本书。”

　　而最近传出的一条好消息可能会让中国作家们振奋，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法文译本，今年5月由法国色依出版社出版，这是《白鹿原》继被译为日、韩等亚洲国家等语种后，首次出版的西方语言译本。该译本在巴黎面世一个多月，就已经售出了3000多部，法国当地的许多报刊杂志都对该书的情况做了介绍，而法文版《白鹿原》连环画也将随后出版。这一喜讯，让陈忠实本人都觉得“出乎意料”。

　　在中国文学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如棉棉、卫慧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狼图腾》等著作销量较大，恰恰是这些作品，在国内以及国外颇有争议，诸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多次表示不喜欢《狼图腾》。近日，一活动将贾平凹评为“最具国际影响中国作家”，某著名作家就颇有异议：“在海外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莫言和余华，怎么会是他？”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