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历史》：重置“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构建、记忆传承的，而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媒介。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场所”，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记忆”。所以，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题解 历史教科书，关乎政治进程

　　二战结束的时候，盟军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就曾对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进行干预，比如，在德国，盟军当局禁止使用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导致学校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则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清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

　　这种对历史遗迹的反思和修正，常发生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个民族准备改弦易辙，除旧布新，就要重置“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历史教科书革命。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展开，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浮现出来，谎言被戳穿，至1988年，一些历史考试不得不被取消。戈尔巴乔夫表示：“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之后，苏联开始启用新的教科书。

　　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具有现代视野和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是本书副标题“日本、德国和美国公民身份与记忆”所要揭示的内容。

　　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

　　目的 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公民？

　　作为记载和传播民族历史记忆手段的历史教科书该如何写？特别是涉及一国不光彩的历史时，如何向学生讲述，这是困扰各国历史教育者的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历史的编纂，需要遵循最高原则——真实。但是，还原真实的历史是一回事，而对学生应该讲述怎样的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在不同的国家，一些人不约而同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让学生成为好的国民，有些历史不宜让他们知道。也是因这一观点，在美国的教科书中，越战中一些为公众熟知的史实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

　　而更多人认为，要让孩子们知道真实的历史，这对于塑造现代公民非常重要。200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即是持这一观点，对美国教科书大开火力进行批判，提出了强烈的责难与拷问。

　　本书所考察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其历史教科书的价值基础已经确立，即自由和民主。但是历史教育的目的，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历史教育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还是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是为了服务于塑造现代公民，还是要适应全球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如何在培养公民的爱国精神，包括热爱民族历史遗产、民族自信与自尊，与保持清醒理性和尊重事实之间大至达到平衡？在历史教育中提倡质疑精神会损害学生对国家的忠诚吗？

　　在二战中扮演侵略者的德国，曾一度以“脆弱的民族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为由，在反思历史、叙述历史之时，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但20世纪60年代，德国教科书开始正视历史，相信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可以让学生学会反思和批评性地评价国家策略，而不是盲目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美国学者对历史教科书的责难，可能是最为强烈的。比如，有学者认为教科书中关于越战历史过于轻描淡写，没有深入分析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合法性，没有引导学生质疑政府的决策。他们相信，如果青年一代不能在历史教育中了解真实的历史，学会独立思考和质疑政府的政策，就不能防止政府重蹈覆辙。

　　策略 学会辨析事实与观点

　　二战后，很多日本人和德国人责怪本国的教育体制教育他们盲目接受权威，因此其教育体制也有战争责任。根据这种观念，战后两国的教育者发誓要通过质疑本国政府并“保持其诚实”的方式，来塑造年轻的公民。

　　尤其是德国，在反思历史的时候达成一种共识，即学生负有公民责任和道德责任，去阻止将来发生任何类似于纳粹的事情，故而必须让学生记住真实的历史。

　　相比较而言，美国历史的道德负担是较轻的，因此，美国人也有更大的空间来讨论教科书中的叙事对美国公民的影响。而如何看待越战，是讨论的焦点之一。此中最为实用的教学策略，即是由美国的历史教育者凯瑟琳·伍兹·马萨利斯基提供的。

　　马萨利斯基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把教科书仅仅当做事实的汇编，要他们知道，教科书上的历史，并不是唯一的真相，而是历史学家在分析和论据的基础上写出的其中一个版本而已，必须学会批判性思考历史教科书，而其关键是识别偏见、区别事实与观点的能力。

　　偏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习惯造成的偏见（课本作者不了解新的学术研究）、遗漏造成的偏见（不恰当地选择事实，导致扭曲）、不断强化暗示造成的偏见（对一个多面性的故事，只表现一个方面）、语言使用造成的偏见（使用贬义的术语，以及语言上微妙的差异）和不自觉说谎造成的偏见（作者不能摆脱自身成长的民族主义环境）。

　　他设计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联系，帮助学生认识陈述事实与表达观点之间的差异。比如，在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本投降的原因时，他和学生从苏联、日本和美国编写的教科书中选择了一些段落来阅读，从三种课本中寻找偏见，并对其进行归类。这样的练习，其实是对历史教科书的一种超越和解构。

　　思考 与真实的历史和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进程中，其实都包含了不光彩的成分，比如对外战争、对内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都会构成令人尴尬的历史，以至于在面对年轻一代时，不知道该如何去讲述。

　　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即属于这样的历史。在漫长的争论中，这两个国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并表现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对于德国而言，正视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并加以批评与回应，甚至被提到“人性的回归”这一的高度。

　　怎样与真实的历史和解，始终是人们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需要俯首深思的问题。尽管大家都知道，回避历史是非常有害的，但是正视历史并非易事。历史教科书的困境，在理论上似乎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直接引用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而在实际解决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困境。

　　不可否认，正视历史，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尤其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人们的社会理性与共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偏见和谎言，并非全部产自对历史的恶意篡改，更多的时候，是自觉的善意。而剔除这些偏见与谎言的过程，正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之进程的一个缩影。

　　编写：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