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起全城寻找“感动社区人物”(2)

　　（上接A18版）

　　虽然使外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摆脱户籍的限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等待国家政策的改进。但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政策上，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没必要拘泥于户籍制度。讲句实在话，做社区服务，有没有北京户口，实际上没多大差别。

　　因此，我们在实际、具体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管理政策上，只要不与“上位法”冲突，都可以按照实有人口来覆盖，不要再考虑京籍或非京籍，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不要人为制造障碍，否则这个扣儿很难解开。

　　全市网格将分三批搭建

　　新京报：在社区建设工作上，北京市社会工委有没有全面的推进计划？

　　宋贵伦：推动社区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从2008年起，就开始实行“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是实行社区规范化调整，经过三年多调整，这个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市从7个方面27个项目入手，解决社区基础设施缺乏，基本运作不规范问题。具体来说，解决“三有一化”，“三有”即有地方办事，有经费办事，有人办事；“一化”即工作规范化。有地方办事：社区35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覆盖率今年上半年已达到66%，到今年年底能达到81%，明年基本全覆盖；有经费办事：社区办公经费目前均已纳入区县财政预算，有固定经费保障；有人办事：目前全市2700多个社区拥有3万多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41岁，81%有大专以上学历，一支年轻化、知识化的社工队伍已初步形成。

　　2009年起，社会工委又牵头在全市推行社区60项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大到居民附近就医、上学，小到体育锻炼器材、家电维修，协调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调查社区需求，“缺什么补什么”，今年年底可覆盖2000多个社区。

　　2010年，北京启动建设“一刻钟社区服务圈”，预计今年能覆盖到60%的城市社区。

　　今年5月底，在朝阳、东城、顺义三区试点基础上，北京市全面启动网格化工作，解决社区管理精细化和智能化问题。

　　网格化就突破了户籍界限，需要收集大量实有人口在服务需求和管理问题方面的信息数据，还要实现人、物、事的动态跟踪，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对接。因此，打基础很重要，否则划一张网格摆在那儿，没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我们不冒进，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力争分三批完成搭网工作：先覆盖141个街道和大部分乡、镇，然后延伸到社区，再从区县层面整合、升级，最终实现网格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全覆盖。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萧辉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

　　王振耀：中国太需要发现普通人

　　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榜样，与雷锋有什么不同，公民如何参与日常公益？结合5年来新京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了深入解读。

　　对话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公民榜样和雷锋有区别

　　新京报：这5年新京报报道的感动社区人物，其实就是一群热心社区公益的公民。你觉得，近几年公民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王振耀：许多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方面的各种提升性问题越来越尖锐。现在的公益慈善与以前不一样了，基本一年一变。现在的新一代人做公益慈善有很多新理念。这些人的使命感、组织化程度、建设性力度，我想是过去，甚至去年上半年都不能比的。大家直接参与救灾行动，像房山救灾，老百姓冲在前面，农民工救人、为人打灯、自发去机场送人……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太有意思了。

　　还有微公益，年轻人的创新配合网络技术，大家都能行动起来。民间也承担起应急性救助，比如天使妈妈救助各种重伤重病的孩子，过去哭天天不应，现在立即有人站出来承担，我这个年龄就不敢想，他们的献身精神我很佩服。

　　另外，还有以邓飞为代表的人，居然敢推动制度完善，他们不是批判性的民间力量而是建设性地参与，这之前也是我不敢想象的。

　　新京报：今年感动社区人物评选的主题是“公民榜样”，你认为公民榜样应该什么样，和雷锋这个榜样是否有区别？

　　王振耀：公民榜样和雷锋是有区别的，雷锋是传统性的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公民榜样是老百姓自发的。过去有个漫画，说有个人看到水龙头流水了，他就一直等着看谁来关，看了3小时，说没人管，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关了？遇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表扬，个人认为该做的就做，这是公民的新榜样。但我们在这方面还远远没打开。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时，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应鼓励开办家庭基金会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这方面还远没打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王振耀：需要体制转变。要有体制允许人们来做，市政建设是政府的责任，不能让公民插手？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在英国，大家排队捐公园的椅子。搁在我们这儿，大家会认为是政府的事，会马上分得很清楚。但在英国、美国，不会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管，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做，不管政府有没有能力做。

　　另外，我国目前成立基金会要200万元，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美国几千美元就能注册一个基金会，这种基金会才是社会的基金会。比如，想让自己的小区变得更漂亮，植物、椅子等等，都可以捐。

　　一旦家庭基金会鼓励起来，社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要提倡，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开放，将释放出巨大的慈善力量，我们的孩子都有压岁钱，有的动不动就万八千的。个人捐款、捐物免税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这个必须改。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就该政府来管，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去做？

　　王振耀：这种观念就要转变。过去咱们社会是以家庭和国家为本位，家家自己种菜做事，不知道有个“社会”。大家后来突然发现，空气是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属于社会的。现在公共空间出来了，公共需求特别多，还是用传统的管理体制肯定不行。一个台阶坏了，这个让政府马上拨款修？太慢，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一系列的公共事务要解决，就需要一种公共精神，新公民精神就是一种新的公共精神，它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多样、具体的，非常细的。我在美国看到凳子后面钉了个小铜牌，上面写着谁谁捐赠，当时觉得奇怪，美国人说在这里都是这样，大家觉得很正常。但要做到这样，前提是要有家庭基金会，捐完可以免税。这些家庭基金会能解决社会里出现的小问题。

　　要尊重解决小问题的人

　　新京报：我们报道过的感动社区人物，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我们如何去鼓励更多人做平民公益？

　　王振耀：中国社会太需要发现普通人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愿意去发现普通人的高贵品质，总是谈得太宏大，就会让老百姓觉得离得太远。恰恰是社区的事，需要去尊重发现这些解决小问题的人，要鼓励这种活力，这是真正的社会生命所在。如果都在等着3小时看谁来关水，都推给政府做，政府怎么可能是万能的？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停不下来，是一个提升性的阶段。提升性阶段是大众化的事，需要社区这种跨界公民精神。

　　慈善恰恰是跨界的，特别是现代慈善，我们不要把社会和政府分得太清楚。

　　新京报：我们发现5年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以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居多，你怎么认为？

　　王振耀：所以说中国有希望嘛，这个年龄段恰恰以80后为主，他们开放、主动、个性。我的感受也是，以前社会上总说80后这不好那不好，2008年我突然发现，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不如80后、90后的人想法个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我有看到过街上的小孩制止爷爷奶奶闯红灯，老年人反而催孩子，骂孩子。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