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调动民间投资必须让利”(1)

　　■ 核心观点

　　在没有发烧时开始预防，可能就不用吃药了，非得等温度计显示出高烧，才去吃药。

　　我们一只手拿药，一只手拿温度计，吃药后立即测温度，没有降下去就再吃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忘了药效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不会重蹈经济刺激覆辙

　　新京报：你对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何判断？

　　何帆：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后大家都比较悲观。但我相对乐观些。

　　中国是一个靠需求拉动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靠净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此前大家预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低作用会非常明显，但现在看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坏。

　　消费可能也比预期中的要好一些。从数据来看，去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出现下滑。下滑速度最快的是日用品、文体用品和服装等。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在商场买东西，而是网购。网购的增速很快，但没有反映在统计局的数据中。同时，农村消费有增长的趋势，比如对服务的消费等。

　　新京报：未来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

　　何帆：决定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还是投资。今年投资有所下降，我认为主要是宏观调控的原因。

　　去年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开始下降，今年年初房地产投资开始下降，这两项投资都与宏观调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在自己折腾自己。

　　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4万亿刺激政策太猛，出现各种问题后，政策又收得太猛，铁路停建，发改委停批新项目。

　　现在经济下滑又慌了，开始放松政策。调控的节奏总是把握不准。

　　如果是调控的节奏没有把握好，我觉得无非就是把节奏调整一下。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良好，投资的机会也很多。比如铁路、水利工程以及科技、环保等“十二五”规划中列出的新兴战略型产业，这些都可以去投资。

　　新京报：很多人担心加大投资会重蹈过去4万亿刺激政策的覆辙。

　　何帆：2008年刺激力度确实太大，这次要注意把握好力度和结构。如果再次加班加点审批项目，可能还出问题。大家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跟2008年有所不同，有很多项目是早就决定要建的。比如铁路，虽然发生了事故和腐败事件，但在所有的陆地运输成本中，铁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又以制造业为主，自然是要修铁路的。

　　修铁路应由中央财政出钱，或者发行铁路建设债券，然后由中央财政偿还。

　　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内不会带来大量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至少在短期内风险是可控的，以后都会用到，不会变成不良资产。比如养老院我们太缺了。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只能靠投资来稳定，但长期就悲观了，不可能永远依靠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来看，消费的空间非常大。

　　减税比补贴更好

　　新京报：你认为一些投资比如修建铁路可由中央财政买单，但官方多次表态要调动和鼓励民间投资。

　　何帆：中央财政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创造切实的条件让民营资本参与进来。

　　引导和调动民间投资要出台具体可行的措施。已经忽悠人家好几次了，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小煤窑收了；进入钢铁领域，就整合并关闭了部分钢铁厂。

　　要调动民间投资首先必须让利，把利润让出来，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实际上，关键还是靠政府投资。每年那么多税收，拿出来用吧。

　　新京报：从去年开始减税的呼声很高，且不少人士认为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你认为在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下，还有减税的空间吗？

　　何帆：减税还是有一定空间的。结构性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收入的减少，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减税措施，会激发企业活力，税收总收入有可能增加，当然中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部分财政补贴可以改为减税，减税比补贴更好，补贴需要论证、执行，中间会涉及很多成本。比如农业补贴10元，最后有3元进入农民口袋就很不错了，但取消农业税效果就很明显，执行成本非常低，农民获益最大。

　　如果要减轻企业负担，不需要采用补贴，直接取消某项税收的效果最好，未来减税还是应该主要针对中小企业。

　　不能边量体温边吃药

　　新京报：你提到宏观调控的节奏总是把握不好。能解释一下吗？

　　何帆：对，老踩不准点。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在2007年推出刺激政策，就不用4万亿那么大的力度了。后来政策收的时候又收得太紧。

　　经济下行的趋势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但去年下半年的政策还是紧缩的，例如，存款准备金率每月上调。

　　话说回来，因为没有提前加息，货币政策在当时也不得不那么做。如果能够早加息，把通货膨胀控制下来，在经济下行时，就不需要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了，甚至可以把存准降下来一点，投资提上去一些。一个错误带来了另一个错误。

　　通胀显现了，还在犹豫是否加息，等到加息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在没有发烧时开始预防，可能就不用吃药了，非得等温度计显示出高烧，才去吃药。

　　我们一只手拿药，一只手拿温度计，吃药后立即测温度，没有降下去就再吃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忘了药效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三

　　何帆：胸中无剑

　　“我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等问题，我希望我们的采访能够只围绕我研究的领域。”在接受采访前何帆会直接向记者提出建议。他说，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正在转向国际金融史和地缘政治。

　　在武侠故事中获得领悟

　　何帆，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年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他同时在多家社会机构和政府部门兼职，如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

　　刚过不惑之年的何帆在其领域内成果丰硕，有《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财政问题报告》等三本著作，同时著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不确定的年代》等个人文集，而2006年出版的一本个人文集被他命名为《胸中无剑》，这也是何帆博客的名字。

　　这个名字来自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太极剑时，同时传递了“忘记”的感悟。

　　何帆说他很喜欢金庸的小说，在金庸的小说中能够寻找人生的真理，胸中无剑就是当时的感悟。

　　“做学问如果太在意就会变成一个书呆子，太想赚钱就会变成守财奴。但如果能够放松些，不把它当成一个目标，而是觉得做这种事情挺好玩儿，反而可能做得更好。人生有很多东西，忘记是更好的。”何帆说。

　　在余永定身上学到“信心”

　　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小时里，何帆始终面带微笑，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保持着适度的音量和缓慢的节奏。

　　在何帆过去的研究中，最看重的是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研究，通过这个题目的跟踪研究，所里的一批年轻学者如姚枝仲、张斌、张明、徐奇渊等，都脱颖而出。“他们都曾和我合作过，我为他们的成长感到非常骄傲。”

　　何帆坦言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社科院世经政所前所长余永定教授。“从他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宏观经济学，还有一种信心。他让我知道不管社会堕落到何种程度，你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道德水准，不降低要求。”

　　何帆说，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在理论方面有高深造诣的学者，他只是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者，同时是一个科普作者。而以后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做个人感兴趣的问题的学习和研究。

　　（下转B08版）

　　B06-B08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蕾 杨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