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栏里的中国

　　《中国娼妓史》虽专论“娼妓”，却不囿于“粉白黛绿，燕语莺声”，而是旨在揭示时代风气、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的种种变迁，兼及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也依稀可见“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文化史写作的某种趋向。

　　□书评人 卫纯

　　近代以来，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逐渐突破传统界域，从而发生较大变化，“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概念开始得到认可；流连于风月场所，不再是士人风雅之举，而是“于人道主义，固属不合；于民治潮流，尤为背驰”之事。娼妓现象，渐成国人的奇耻大辱，似乎是阻碍中国步入现代文明国度的标志之一。自此，“废娼”呼声被反复力主。1928年，刚刚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政府，为顺应舆论，以首都南京为中心，在江浙等省次第开展废娼运动。但由于欠缺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几年来废娼工作不力，私娼反更活跃，甚至出现警妓勾结、敲诈百姓的现象。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的“废娼”态度又出现反复，在1933年1月拟定于次年实施《禁娼救济方法》，试图有限度地开放娼禁。士林闻此，一片哗然。而《中国娼妓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完成的。

　　《中国娼妓史》详细叙述了自殷商至民国的娼妓情况，以及民国以来的废娼运动，用娼妓史实说明妓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把娼妓史分为五个阶段：巫娼时代（殷商）、奴隶娼妓与官娼发生时代（先秦两汉）、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魏晋南北朝）、官妓鼎盛时代（隋至明代）、私人经营娼妓时代（清以降）。在各阶段中，作者“记述吾国历代娼妓赓续活动之体相，为有组织有统系之研究，以阐明其承变演化之迹，及互相因果之关系”，对千百年来的娼妓事业，持否定、批判态度，并强烈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废娼运动。书中虽专论“娼妓”，却不囿于“粉白黛绿，燕语莺声”，而是旨在揭示时代风气、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的种种变迁，兼及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也依稀可见“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文化史写作的某种趋向。本书博稽史传、引证详赡；方法近于“以诗证史”，目的立足“以史鉴今”。该书在著述方法上的侧重，可能影响到内文逻辑推断不无商榷之处；但所引史料，能参会众说，甚至不乏当时辑补佚存的前沿。其文思笔端，暗合作者“书奴”之名，可谓人如其名。

　　《中国娼妓史》是研究中国娼妓问题的开山之作，日后学者处理类似题目，对该书或修正、或对话，皆不能轻易绕过。但对作者“王书奴”的行纪履历，却都语焉不详，略为遗憾。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一定的中西学术视野，也常能引用学界最新成果，应非寻常的“鸳蝴”才子，“王书奴”疑为笔名。在书中，“王书奴”曾提及“参见拙著《井田制度研究》”；1933年《史地丛刊》第1期，确有题目相似、观点相同的论文，署名赵琳，但不能凭此断定二者间存在必然联系。故笔者仅以线索提出，留待学者方家探赜、指教。

　　《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初版于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3月再版。1988年，上海三联对该书影印重版。1991年，该书与《中国婚姻史》、《婚姻与家族》合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依次脉络，岳麓书社于2000年出版《中国婚姻史 中国娼妓史》。2004年，团结出版社刊行单行本，并配以插图。此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列入“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在丛书“红色”出版的海洋中，这本《中国娼妓史》因其话题仿佛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实它体现了文化史写作的某些渊源，也表现出自己严肃性、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品位。恰恰是这种气质和品位，贯穿了日后三联书店文化出版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