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公益诉讼更有优势”

　　历经去年10月、今年4月、本月三次审议，本次民诉法大修终告结束。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民诉法修正案草案。这是1982年民诉法（试行）颁布实施起，继1991年、2007年两次修法之后的第三次修订。三次修法体现出我国民诉法的哪些发展趋势？本次修订，是否有效解决了各界反应的焦点问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接受了本报专访。

　　【修法思路】

　　构建诉权与审判权制约机制

　　新京报：1982年民诉法（试行）颁布实施后，经历了三次修订，贯穿其中的修法思路是什么？

　　汤维建：民诉法的修法理路主要是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诉权代表私权，审判权代表公权，代表国家权力。三次修法主线趋势有两个，一个是寻找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诉讼体制和机制；一个是诉讼程序日趋多元化，越来越细，越来越有个性，比如民事纠纷、商事纠纷，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

　　新京报：1982年的试行民诉法起到什么作用？

　　汤维建：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诉法，1982年的民诉法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是中国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有民事审判，但无民事诉讼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诉法立法才提上日程。当时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参考的范本就是前苏联体系。但前苏联的民诉法，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带着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国家干预的特征非常明显。

　　所以，1982年的民诉法，法院的审判权非常突出，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之外，做出判决。当事人没有举证责任，诉讼请求相当于给法院提供线索。当事人诉什么，法院不一定判什么；当事人不诉的，法院依然可以做出判决。

　　新京报：基于上述因素，1991年第一次修订时，民诉法做出很大调整？

　　汤维建：1991年修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化当事人的诉权，弱化法院的审判权。民事诉讼开始向当事人主义转变，诉讼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由当事人主导，法官仅处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

　　同时，第一次修法结合了中国特色，明确了检察监督原则、调解原则等。但1991年修法时，我国还没有正式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在诉讼结构、证据制度等方面，这次修法还没有实质性突破，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性，留有计划经济烙印。

　　【二次修订】

　　明确程序违法可启动再审

　　新京报：2007年二次修法时，社会各界普遍反映只做了“小修”，修改了十几个条款，认为那次修法是“虚晃一枪”。

　　汤维建：2007年那次，司法实践面对两难，执行难和申诉难。那次修法重点修改了再审程序，比如强调程序正义，程序违法成为独立的再审理由，当事人可以基于法院的程序违法事实，申请再审。执行难问题，那次修法对于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制定了限制出境、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等措施。

　　但是，再审和执行这两个程序，都处在诉讼程序全过程的尾部，期望以尾部的局部修改和微调，转变诉讼体制，在逻辑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民诉法需要的是全面调整，进一步调整适应中国国情的诉讼模式，带回当事人主义发展方向。

　　新京报：但本次修订也不是全面调整，只是“中改”，修改规模介于这两次修法之间。

　　汤维建：认为本次修订是“中改”，也有道理，这次一共修改了七八十条条款，修改规模没有1991年那么大，但也远超出了2007年。虽然是“中改”，但进一步摆正了当事人主义轨道。作为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发展路途并不平坦。原因在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法律意识参差不齐，不少当事人希望法官是包青天，不习惯通过自己的诉讼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即使发展路途不平坦，也不可能走回头路。

　　基于上述目标，本次修订几个关键问题都有所突破。比如证据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本次修订】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成亮点

　　新京报：检察监督与法院居中审判、当事人平等对抗，被视为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怎样在保证检察监督的条件下，既维护当事人平等对抗权，又保证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一直争论不休。本次修订是如何平衡的？

　　汤维建：审判权到哪，监督权就应该到哪，不留盲点，否则审判权独大，必然导致腐败。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本次修订的一大亮点。跟原来相比，这次贯彻全面监督原则，检察院的监督权从原来的审判活动，扩展到包括民事执行活动在内的整个民事诉讼活动。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入法是立法进步

　　新京报：公益诉讼虽然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但不少人特别是环保界人士表示失望，认为启动公益诉讼的主体不明，而且非官方组织被排除在外。

　　汤维建：本次修订增加了一些新诉讼程序。公益诉讼也是本次修订新增加的程序之一。目前的规定是，“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表明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多元化，究竟包括哪些，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本次修订毕竟是写入了公益诉讼和程序，从这一点而言是立法进步。

　　刚才提到本次修订凸显了检察监督，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通过检察监督，支持当事人的起诉权，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原则。

　　毫无疑问，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如果公益案件没有“原告”，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都没有提起诉讼，那么检察机关有权依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具有法律保障，而且跟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相比，人财物等方面更有优势，也没有滥用诉权等问题。

　　A04-A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