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王军眼中的十年北京变迁(2)

　　（上接C03版）

　　在这方面北京也不能幸免，包括望京在内的新城都不易于步行，大家都开车，所以装不了多少人。老北京城1949年每平方公里能供养那么多人，有人说那时的住房水平差，“但那时的北京是地狱吗？不是。为什么能供养两万人？因为有机会，有很多台阶，你别笑话人家的房子不好，他通过奋斗可以住进这样的房子里来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就是能够给你很多机会，能够给每个人一个台阶。”王军一口气自问自答了两个问题。

　　王军很不喜欢现在很多住宅小区动不动中间就是个大草肚皮，“它把土地的商业价值都给贬低了，我恨不得中间给它切几刀，我觉得开发商都愿意听我的，市场也都愿意听我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实现最多的商业价值和土地的就业机会，就是规划师还遵循着上个世纪上半叶为汽车来规划城市的理念，这种理念已经被西方抛弃了，却很不幸成为了中国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的规范，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福利。”

　　说到这里，王军又开起了一个玩笑，他说现在的新城连一见钟情的几乎都没有。“你到望京去你能在街头一见钟情吗？不可能的。我开玩笑的时候会说，在陆家嘴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向我走来，我会很紧张的，她为什么会在那里走路，她会不会抢我的钱包，你会很害怕。但到老城市你会很舒服，比如到外滩、浦西，那些在汽车之前规划的地区，不到一百米就有个十字路口，很紧凑，好逛。但你到望京怎么逛？你逛一会，没准就会被问，你这个人在干吗呢？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在这个中观层面上，王南和王军的想法非常一致。王南说，今天北京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最大的弊端是消灭了宜人的街道。

　　去上海逛淮海路，那种东西就叫街道，底层有着连续不断的商业店铺，可以不停地逛，而在北京少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就去王府井大街吧，大家都要扎堆去逛王府井大街，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找不到连续不断的街道可以在那里逛。“你去巴黎、米兰就有很多街可逛，所谓街道就是上面与居住或办公都没关系，但是沿街的是连续不断的商店，让步行者可以一家一家逛，女生最爱逛的这种街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街道。”

　　从整个建筑学的角度来讲，王南说他更关心的是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关联。“单个建筑要不要盖得那么怪呢，那么炫目呢？那是城市标志性建筑的问题，有一两座标志性建筑可以特别特别精彩，但需要有那种普通的、沉默的大多数，不说话的那些房子。什么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你去巴黎，那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它们都有一样的灰色铁皮的瓦顶、红砖的烟囱，米色石材的墙面，铸铁的栏杆，千千万万的房子都长这样，这样城市就有了一个背景，而且形成了街道空间。”而少部分的建筑，指的是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城市设计最根本的原则是，既有基本的背景又有标志性建筑，然后形成了完整统一的街道空间。

　　王南说，标志性建筑往往是街道的背景，走在街道上可以看见。“我们在长安街上没有任何背景。尽管两旁的建筑一个盖得比一个新奇，但是大家不会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不是沿着街道的方向，走在街道上如果有个视觉焦点的话，就会非常吸引你，那是过去城市设计的精髓所在。今天等于把沿街的两个面每个房子都做得不一样，但没有人会横着看这些房子，因为我们走路是顺着街道走，所以这个大错特错。其实东西方常见的街道都一样，都是在行进方向上设置地标，比如凯旋门，中国的正阳门牌楼，而两侧的商店是做得一模一样的。”

　　王军工作的地方在石景山，有些小区里的违章建筑很吸引他。小区楼房前面搭了许多商业铺房，都在临街地段。“临街的地段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段，但都被我们整成围墙、栏杆，栏杆上面还长刺，谁要翻扎死你。多变态的城市啊！”

　　但王军觉得在这些小区里搞违章建筑的人特牛，把那些长刺的栏杆给拆掉，把房子盖出来。“你看那些贫困人家在那过得多么的幸福，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也会提高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他们很大的就业压力。到处弄栏杆，就是为了小汽车，如果是为了公共交通，王军认为根本不需要栏杆。公共交通应该是建立高密度路网，就好像北京的胡同，曼哈顿的街道。

　　前阵子王军刚顺着大运河走访了沿线很多城市，当他看到我们的三线城市都建造出一个个模仿美国郊区型的新城时，他觉得很难过。美国他去过很多次，他早就明白那种城市模式对国家的祸害。“我觉得在中国最大的浪费就是对土地的浪费，我在美国采访一个人，他就说你们中国最没有资格学美国，你们中国就应该向欧洲的荷兰学习。但是我们一边天天找中央争建设用地的指标，一边又拼命把这个城市建成一碗稀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

　　宏观层面 单中心与多中心规划

　　我觉得中国现在学美国，就是大马路、大型购物中心、小汽车，就靠这几样东西来改变城市。凡是靠这三样东西来制造的城市，都走不了路。

　　在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之外，王军还有一个关于宏观层面的解读，这三个部分其实也构成了《拾年》一书的核心，而宏观层面指的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城市是否在平衡发展，在他看来，这是宏观层面最基本的判断。

　　在《拾年》里，王军把现在的北京比喻成是东京和洛杉矶的结合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京没有听取梁思成的意见建立多中心的城市模式，而是听从苏联专家意见，形成了今天的单中心环路模式，这是王军认为北京像东京的部分。而同时，北京又在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是北京像洛杉矶的地方，这让王军觉得很可怕。

　　王军现在很关心北京、天津、河北这个区域的情况，“在一个大区域中，郊区的商业中心开始不断地出现，洛杉矶就是这么出来的，大家都习惯开车了，每次开车跑到城里面来，又找不到车位，找到车位的话我吃饭至少少吃一个菜，停车费就相当于一个菜的钱。那我就不爽嘛，那我就沿着高速路找餐馆嘛。这种餐馆现在已经出现了，北京的环路，奥特莱斯，东四环，往天津那边有很多mall。我最近还去了趟白沟，里面搞的那些箱包的mall，都是以北京顾客为争取对象的。以后郊区的商业中心出来之后，城市就开始蔓延，美国就是这么来的。”

　　二战之后，美国有钱人都跑到郊区去住，市中心便衰败了，郊区就变成了一个拼命消耗能源的地方。王军打趣说，包括美国的人与城市都长得很像，洛杉矶全是大胖子，曼哈顿却都是很苗条的人，因为在曼哈顿人必须得走路。

　　王军觉得，在城市建设上我们学美国是学得最彻底的，学他们最糟糕的城市规划。这个规划的老祖宗就是勒·柯布西耶，1933年他搞《雅典宪章》，而且《雅典宪章》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被西方集体抛弃，“而我们在90年代用《雅典宪章》做出了中国的国家规范、道路规范和居住规范。”

　　“我觉得中国现在学美国，就是大马路、大型购物中心、小汽车，就靠这几样东西来改变城市。凡是靠这三样东西来制造的城市，都走不了路。美国像曼哈顿、旧金山，都曾经在五六十年代遭遇过危机，就是这几样东西要进去，但他们都抵制了，抵制之后他们就保持着城市非常迷人的魅力，街道生活和就业的空间。”王军说道。

　　单中心带来的交通压力东京已经是先行者，走在北京的前面，即便是今天东京如此发达的地铁，人们呆在其中却还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城市如果在宏观层面布局出了问题，比如单中心的问题，不是说单中心都是错，一个小县城单中心没问题，但大城市这样搞是有问题的，所以战略上出了问题很难通过技术来弥补。东京就是典型，没有在战略上完善自己，而是通过技术，大家说东京就是工作者的地狱，挤成那个样子。我希望北京还会有机会，毕竟这个城市还在发展当中。”

　　即便老城已经不再完整，但王军觉得自己这一代人依然要努力去为未来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我们不能让我们还有以后的孩子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付出那么高的成本，你看看堵成这个样子，如果大家都去坐公交就是挤成那个样子，不是‘首堵’就是‘首挤’。我是一个骑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人，每次看到地铁挤成那个样子，真的是感觉很沉痛，特别是有些换乘站，那些栏杆立在那里，人走在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尊严，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梁先生，他那些对城市发展最基本的东西。”

　　采访结束的时候，王军拉起在隔壁胡同上学的儿子往外走，他又突然有些心满意足地说：“我儿子很幸福，从小长在胡同里。”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