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拜厄特 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1)

　　布克奖得主A.S.拜厄特最近来了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三本书，《占有》、《天使与昆虫》、《诸神的黄昏》。一周之内，拜厄特在中国进行了两场对话，在北京是和学者陆建德、止庵，在上海是和王安忆，陆建德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王安忆是重要的作家，今年刚刚获得红楼梦奖。从级别而言，这样的对话组合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但从内容而言，两场对话听下来，拜厄特的形象，依然是陌生的。这一点大概很像拜厄特的偶像乔治·艾略特，拜厄特对本报记者说，“我喜欢乔治·艾略特，她写得很好，热爱思考，而且她长得很丑。她是我的偶像。”今年英国人把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列为世界上必读的100本小说第一名，但在我们这儿，没什么人读乔治·艾略特。

　　如何走近并且理解一个作家，特别是这个作家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却又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时候？答案或许只能是作品。你必须去读作家的书，就像拜厄特本人所言，作品永远比作家重要。所以，我们的访谈，就从她获得布克奖的作品《占有》开始……

　　关于《占有》 生活迷失在另一个人身上

　　不知什么原因，如果你想写一本关于学院的小说，你必须把它写成一个喜剧。你不能让学院里的任何人真正地关心文学，他们必须都是愚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想写一本学院小说，其中文学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

　　新京报：我想这是作家访谈普遍会问到的一个问题——你写《占有》的动机是什么？

　　拜厄特：我想有两个动机，一大一小。小的动机就是“占有”这个词。我当时在大英图书馆研究诗人柯勒律治，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非常有名的柯勒律治学者买了他的日记本。在图书馆的流通处，她在那里看一些书目，我看着她，想到了鬼魂附体、巫术这回事。我想是她附在了柯勒律治身上吗，还是柯勒律治附在了她身上，因为她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于他的。我对这种一个人的生活迷失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心理状态很感兴趣。这是一个起源。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伦敦的一所大学教授英语课程，我觉得学者对于作家都是非常有占有欲的，而我是把我自己看成一个作家而不是学者，我对其中的张力很感兴趣。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英国学院小说的传统，像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戴维·洛奇等人写的小说，不知什么原因，如果你想写一本关于学院的小说，你必须把它写成一个喜剧。你不能让学院里的任何人真正地关心文学，他们必须都是愚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想写一本学院小说，其中文学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文学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这些就是让我去写这本小说的原因。我当时想要把它写成一本法国式的实验小说，你会读到学院生活，但不会读到诗歌，诗歌会掩藏在学术研究的表面之下。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了翁贝托·艾柯的小说。我对自己说，不，不要用那种精致的法式写法，而是要用那种非常喜剧化的、侦探小说式的写法，因为那样会让它更有趣。然后我开始写各种侦探小说的戏仿，它进展得非常缓慢；其实我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的十二三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此外还要教书，才一直没有写。

　　新京报：是不是也因为它是一本很难写的书？

　　拜厄特：更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它。我的所有书都是很难写的，而且我喜欢花很长时间去思考，我喜欢思考的过程。

　　新京报：这本书的标题Possession可以有不同的涵义。据我所知，在英语中，它至少有两个涵义：一是“着魔”（bewitched)，一是“占有”。而中文只捕捉到了“占有”这一层意义。

　　拜厄特：当然那也是其中的一层涵义，人们去买下其他人的书籍和文章。其实在英语中还有第三层涵义，在《圣经》中，possession 的意思是“性”，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性占有。我是在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想这其中可以有爱人之间的占有，可以有两个死去的爱人之间的占有，还有两个活着的爱人“占有”那两个死去的爱人。因为这其中有三层涵义，所以译者基本不可能把这三层涵义都表达出来。

　　新京报：所以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拜厄特：是的。

　　关于“爱” 他们小心经营着爱，但不再谈论

　　我的三个女儿都是很小心地经营爱情而没有用“爱”这个字眼。我想这之后的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了分化，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名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金钱和浪漫的爱情，他们很糟糕。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关于名人的文化。我有一个外孙女，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我们问她你以后要干什么，她说我要去纽约当一个名人。

　　新京报：在《占有》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说罗兰·米歇尔和莫德·贝利“出生在一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来产生了一套性爱语言、语言学情欲、分析、解剖、解构、暴露”。以至于罗兰和莫德之间的感情进展缓慢，似有若无，疑虑重重。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在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是你为什么去写一本关于激烈的、维多利亚式的浪漫爱情小说的原因吗？

　　拜厄特：是的，我想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那种爱情几乎是消失了。我想当许多事情是被禁止的时候，爱是可能的。当你去爱一个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的人是错误的之时。爱变得可能，因为它是有趣的。

　　经常，有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学一星期就和同学住在了一起，开始居家生活，他们没有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经验。我有点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浪漫的爱情。我的大女儿——她比那些学生稍微年长一些——对我说，我们从不用“爱”这个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想这非常好，她就是在大学里碰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到现在他们的婚姻都很幸福。

　　新京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听起来有点愚蠢：我们这种不再轻易言爱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再说爱这个字眼了呢？

　　拜厄特：再一次地，我会想到我的女儿，现在她已经50岁了，但在我写《占有》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学生。我想她的情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我想当她拒绝“爱”这个字眼的时候，她是在拒绝许多关于爱的蠢话，那些想像出来的东西，那种强调“你必须是身在爱情中的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人”的胡话。实际上你可以做各种事情并且是“一个人”，当然如果你确实是在爱情中，那很好。我想她那一代人很小心地处理了爱情，正是因为她们没有用“爱”这个字。她很小心地挑选丈夫，有了三个出色的孩子，而且他们当然是相爱的。很有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丈夫都拒绝结婚，因为他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会离婚，但他们没有离婚。事实上，我的三个女儿都是很小心地经营爱情而没有用“爱”这个字眼。我想这之后的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了分化，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名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金钱和浪漫的爱情，他们很糟糕。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关于名人的文化。我有一个外孙女，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我们问她你以后要干什么，她说我要去纽约当一个名人。然后我们问，你要“做”什么呢？她说，我要“做一个名人”。她根本没有想到你当一个名人也是要“做”点什么的。

　　新京报：我想人们还是会想去写爱情小说。我想到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和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它们都是很好的爱情小说，但作者都在故事中设立了战争的背景，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其中设置障碍。

　　拜厄特：你说得很对，必须要有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爱情小说中的人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因为那个时代有障碍。我都忘了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男性作家比女性作家更多地考虑爱这个主题，他们还是会写爱情小说。这些男性小说家对爱情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想不起有哪一个好的女性小说家对爱不是持有怀疑或是嘲讽的态度的。当然，也有可能她们的策略是“虽然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最好不要去提它”。

　　十九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曾说过，“生活一定不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怎样做帽子”——那个时候她们总是在一起一边给帽子插花一边讨论爱情——于是她拒绝了这种生活，开始思考。

　　（下转C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