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考虑联合起诉做空机构

　　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近日陷入舆论漩涡。

　　8月27日，这位前Google中国总裁公开指责美国做空机构香橼，指责其8月24日发布的关于搜狐和奇虎的研究报告，有误导投资者之嫌。

　　香橼此前曾做空多家中概股，包括恒大、奇虎等公司。

　　对于李开复的指责，香橼回应称，李开复获得了奇虎牵头的投资1.8亿美元，动机不纯。

　　9月3日，李开复发布“61名中国商业领袖联名信”，称香橼在报告中“厚颜地说谎”，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读者没有办法核实真相”。

　　9月8日，在创新工场的办公室里，李开复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详细解释了与香橼的这场纷争。

　　香橼的报告太烂了

　　“它过去从来没有写过这么低水准的报道。这一篇低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一方面我懂搜索，另一方面报道实在写得太烂，要把这个报告整垮是很容易的事。”

　　新京报：你当初为什么发起这样的举动（指责香橼）？

　　李开复：香橼过去曾是一个非常“准”的公司，也确实帮市场创造了价值，揭发了一些不规范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它最近发的报告和做的事情非常没有诚信，让很多中概股在国外受到冤枉、名声受损、股价打折，而且让整个美国股民对中国的股票和公司信心下降。这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都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它做一些“不太公正”的报告？

　　李开复：差不多从它关注比较无辜的公司开始。香橼和浑水这两家做空公司，它们先后盯上分众、展讯、新东方、奇虎。这四个公司我都还是至少知道一点。

　　新京报：这些公司在中国知名度比较高，所以你在这个节点上站出来说话？

　　李开复：因为前三个公司，是我尊敬和信任的创业者的公司，但它们的业务我不是特别熟悉。当我看新东方、展讯、分众的报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精准地指出报告里的错误。而在针对奇虎的报告里面，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它（香橼）有一些数字的理解（有误），甚至连很基础的概念都不懂。那么这么不懂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呢？

　　新京报：据我了解，这不是奇虎第一次被做空。之前你为什么不做声，还是之前的报告没有问题？

　　李开复：因为只有这篇报告是谈搜索的。

　　之前它谈游戏和导航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有把握。作为个人我不能什么都懂啊，而对搜索，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它最后写奇虎的报告，你看了没有？

　　新京报：看了。

　　李开复：特别搞笑，打破它过去的水准，它过去从来没有写过这么低水准的报道。它这一篇低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一方面我懂搜索，另一方面报道实在写得太烂，要把这个报告整垮是很容易的事。

　　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

　　“美国的股民不懂中国公司，所以中国作假公司在美国上市了，美国股民不会发现，除非有这种打假公司。同样，打假公司如果走火入魔，把一个没作假的公司说成作假了，美国股民也不会知道。”

　　新京报：你认为像香橼这样的公司，有存在的价值吗？

　　李开复：我觉得做空公司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一个不讲诚信，滥用自己的名声来打冤枉公司、打无辜公司的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新京报：之前它们做过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李开复：在它的网站列了大概十几个曾经被它打的公司，（这些公司）最后销声匿迹了，不见了。

　　新京报：是说它们打对了吗，会不会也冤枉了？

　　李开复：至少我能确定的是，过去这五年确实有不少作假的公司上市了。这些公司都有一些特性，比如不是经过投行做的IPO，而是做的逆向收购或者是结合上市。当不需要经过投行和财务的这两关时，那就有很多空间可能不是很规范。我不敢说香橼和浑水过去百分之百都打对了，但是我个人判断应该大部分是对的。

　　新京报：香橼、浑水这种公司，是只盯中国概念股吗，你怎么看这件事？

　　李开复：美国公司，它们也做空了不少，但中国的更出名。因为中国作假的多，真是这样的。

　　新京报：这种观点是公认的吗？

　　李开复：应该是。不是中国所有的公司都作假，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作假比例应该是高于其他国家的。而且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也不少，浑水和香橼做空过的公司加起来可能就是四十家了。

　　新京报：是因为香橼老打中国公司的“假”，大家才得出的观点，还是之前就有这样的印象？

　　李开复：我觉得是它们导致的这个印象。但这也是事实，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公司的错。但无论是中国公司作假，还是浑水、香橼作假，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美国的股民不懂中国的公司，所以一个中国作假公司在美国上市了，美国股民也不会发现，除非有这种打假公司。

　　同样，这些打假公司如果走火入魔，把一个没作假的公司说成作假了，美国股民也不会知道。

　　中国公司有义务告香橼

　　“这些公司有义务去告它。这个义务代表了自己的名声。如果告诽谤的话，几家公司联合起来会比较容易。我也在想，我们这一批六十多位CEO，是不是有机会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中国公司遭做空机构做空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李开复：中国公司不会保护自己。分众、新东方，甚至奇虎，它们出状况后，保护自己的方法都不足够好。

　　新京报：应该怎么反应？

　　李开复：举个例子，一个做空报告发布了，你（被做空的中国公司）应该及时地、迅速地、犀利地用美国人的逻辑和语言反击，像我写的报告那样，这是第一。

　　第二，要有很好的公关，中国公司的公关大部分是对中国的，没有对美国的。我觉得应该善用各种美国的媒体渠道。另外，还要会用Facebook这些平台来传播自己的信息。

　　第三，中国公司在投资管理方面做得也不够好。每一个公司上市后，都有一定的投资人。如果有一个很稳定的大机构股东作为主要投资人，比如高盛，你的股价不容易波动。

　　新京报：中国公司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情，不用法律维权？

　　李开复：这也是中国公司普遍做得不好的一点。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司法手段不够了解。

　　起诉能达到几个效果，一个是希望得到赔偿，让它不敢再做。其次告它诽谤，虽然没有经济补偿，但伤了它的名声。

　　对于一个人的皮包公司，如果每打（做空）一个被告一次，它是折腾不起这个时间跟金钱的。

　　诉讼过程中，如何利用不同的选择，这是中国公司不够了解的。

　　香橼也是看上了这一点，它怎么说美国股民都信，中国公司怎么打（做空）都不还击。那我不妨作假，先卖空，再写一个假的报告，然后再买回来，我就赚钱了。

　　新京报：而且中国公司越是不起诉，越会让人觉得有问题？

　　李开复：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公司有义务去告它。因为这代表了自己的名声，确实可能会“白”告，但是告的本身就表示一个态度。

　　新京报：中国企业还有其他的应对方法吗？

　　李开复：还有一点，就是公司要舍得花钱。这可能也是中国公司不作为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如果周鸿祎想打官司并打赢的话，至少是几百万美元级别的数字。

　　新京报：这些公司有可能联合起来一起来打官司吗，成本会降低吗？

　　李开复：如果告诽谤的话可能会低，如果要告赔偿的话就不行。如果告（香橼）诽谤的话，几家公司联合起来会比较容易。我也在想，我们这一批六十多位CEO，是不是有机会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我承认我们有利益

　　“我们的公司要在美国上市，这是我的利益。虽然对我来说可能长远一点，但是完全没有利益的事，有多少人愿意做呢？”

　　新京报：你们这次联合了六十多个人，有质疑认为，一些参与者在其中有一定的利益关系？

　　李开复：有利益关系没有问题啊，大家很容易被这个误导，就觉得这个事不道德。

　　新京报：不是不道德，是觉得做一件事情如果有私心的话，那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公正客观。

　　李开复：其实不是这样。我承认我们有利益，我们的公司要在美国上市，我投资的公司，这是我的利益。虽然对我来说可能长远一点，但是完全没有利益的事，有多少人愿意做呢？

　　新京报：对，但是很多人担心有利益关系，这个天平就不是那么准了。

　　李开复：我了解，假如我个人买了很多奇虎的股票，那么这么说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有。

　　人身攻击让我看清香橼

　　“如果它说我报告写得有点不正规，那这个事就结束了。但它选择了人身攻击，而且攻击的又不对。它的回应让我们看清楚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新京报：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李开复：还不知道。本来我写的第一个报告，就是让大家知道它（香橼）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写完了第一次报告后，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第一件是它无理的回应。当时它说我报告写得有点不正规，那么抱歉，我犯了一些错误，以后会写得更好。这个事就结束了。但它选择了人身攻击，而且攻击的又不对。说什么奇虎是我最大的投资人，沈南鹏是背后的坏人，这个真是讲故事，讲的和《无间道》一样。然后又说什么我恨搜狐，这个太离谱了。

　　它的回应让我们看清楚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不是一个无心犯错可能改邪归正的人，而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这就让我看清了是不是该把它彻底地整倒。我不是说我一定能把它彻底地整倒，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了。

　　新京报：所以现在还没具体考虑下一步会怎么做？

　　李开复：还没有，先看它怎么回应吧。

　　新京报：如果香橼等做空机构继续攻击中国的上市公司呢？

　　李开复：我会跟这几个CEO，包括周鸿祎等，新浪、搜狐的CEO也都可以见面，看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一起应对）。

　　我是愿意来组织一下的，但是我不能放下我的工作全职地来做这件事情。

　　新京报：如果说这些公司确实没有问题，由这些公司来做其实可能更直接。

　　李开复：对，它们如果愿意告的话是最直接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告的话把所有的这种资源消耗都放在一个公司身上，压力太大了。如果它需要我帮它做一些顾问工作，我也很愿意无偿地帮它做顾问。

　　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摄影/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