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 现实中找问题，历史中找答案(2)

　　（上接B10版）

　　■ 对话

　　“中国不缺‘保尔’缺‘比尔’”

　　改革是国家放松管制的过程

　　在经济改革时必须有基本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学上说，凡是有利于市场化和放松管制都要坚持。

　　新京报：《财经》杂志日前发表了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对话，吴先生提出当前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你怎么看？

　　管清友：吴老师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面大旗，让人钦佩。现在不是没有改革共识，问题是怎么改、从哪里改。改革基本上还是要有个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是市场化、国际化、放松管制。

　　现在改革有回潮，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不足，在教育等领域所谓的过度其实是政府的缺位。未来的改革将是市场化与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呈现出中低速增长、非制度性增长、产能过剩、大而不强、土地财政等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四个大字：“改革开放”。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

　　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新京报：你现在是否看到哪些领域有改革的迹象？对改革有什么预期？

　　管清友：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现在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或者说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

　　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具备改革共识，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的共识是不一致的。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下缺乏改革共识，因为一些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碍。现在改革确实到了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很复杂，这就要求在经济改革时必须有基本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学上说，凡是有利于市场化和放松管制都要坚持。

　　我们要从原来改革开放时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时期，转化到以存量改革为主的阶段。原来是做大蛋糕，现在是在想如何分配好蛋糕，而且分配好蛋糕是有利于激发做大蛋糕的。现在收入分配中很明显的偏向于政府、企业，这也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

　　未来改革的着力点可能还是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

　　国企改革不能彻底私有化

　　国企改革不能学苏联搞彻底私有化，一人分一点股票，那样最后就成了寡头垄断。

　　新京报：现在很多舆论指出国有企业占据了很多廉价的资源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你怎么看国企这些年的发展以及未来改革方向？

　　管清友：国企的改革和发展既要正视历史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一直没有停下来，经历了几个阶段。1997、1998年国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问题，社会成本比较高，但这些企业基本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起来的，发展非常快。

　　但我个人感觉，上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基本消化完了，国企发展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公司治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市场化、专业化，但是市场化还不够。

　　现在不少企业内部实行了纵向专业市场化，甲乙方分开，效率大幅提高。比如石油行业，上中下游都是相对独立的。但国际上通行的规律是横向专业化，石油公司就是石油公司，服务和工程就由别的企业来做。

　　另外就是要实现股权多元化，现在上市公司基本上还有中小股东，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但国有股是否有必要占100%？是否可以出让一部分股权给别的战略投资者或者别人，只要引入别的中小股东，治理结构就不一样了。

　　新京报：近年来围绕国企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其定位问题。国企现在挣了很多钱，但究竟有多少回馈了社会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管清友：我们现在的国企叫半企业制度，是一个经济组织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用国企内部的话说，国企要承担经济、社会、政治三大责任。

　　法国、加拿大也有很多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国家的国企定位很清楚，略微盈利，大部分利润上缴，钱用到哪里去怎么花的非常清楚。

　　现在国企上缴的不仅是红利，也有很多税、费，但同样还是被骂。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很多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国企改革，是个国有资产管理问题，也可能是个社会保障问题，也可能是收入分配问题，甚至还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国企改革，涉及很多领域。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国企改革不能学苏联搞彻底私有化，一人分一点股票，那样最后就成了寡头垄断。但现阶段要让国企变成公益性的，也不现实。

　　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

　　基于创新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演变为一个“领导者”。

　　新京报：有人说民间投资空间受挤压，找不到出路。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管清友：是，有的人说温州的人没有投资渠道，比如说想投资石油，但是进不去，可以说现在对民间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限制，其实根本就是要放松政府管制。

　　美国是一个监管型政府，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型政府和一个投资型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本身也是一个改革对象，政府职能要重新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

　　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从目前来看，财税体制是个切入点。财税既涉及经济又涉及政府职能。1994年我们搞分税制，当时的背景就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滑。现在反对的声音非常大，主要就是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现在的土地财政、强制拆迁等都与财税体制有关。地方政府觉得委屈，有很多事要做但没有钱，没有钱就要搞土地财政，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新京报：投资型政府的特点现在仍然存在，最近发改委就对外披露批准了近万亿的项目。

　　管清友：其实无论是从改革开放30年的长周期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4万亿”出台后的短周期看，我们目前都面临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转变。应该承认，刺激政策有其合理性，但这个度很难把握。

　　今年经济下滑很明显是就是由于房地产投资下滑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占很大比重，保障房又不是按市场化建设，地方政府没有很大动力，投资就不去。

　　现在的房地产调控仅从控制需求下手，导致开发商拿地谨慎，土地供应减少紧接着就是价格的反弹。这样的调控不可持续。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两种泡沫，一是表现在一线城市的价格泡沫上，二是体现在三四线城市的规模泡沫上。三四线城市如果城市化率不足，收入水平增长不快，规模泡沫的风险更大。

　　新京报：那么要如何实现新模式增长？

　　管清友：未来国内劳动力、土地、商务成本将上升，外部基础原材料也会上升，现有的投资拉动模式将不可持续。

　　即使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也有很多值得做的领域，例如农村医疗、养老、卫生系统的改善，空间很大。

　　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也可以更加细腻，改进城市的绿地，做好公共设施服务。东京就再造了一个地下东京。我们不能再走产能过剩，土地财政的老路。

　　基于创新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中国不缺保尔（柯察金），但是缺比尔（盖茨）。创新需要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但目前我们还不完全具备。

　　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如果没有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

　　【个人著作】

　　管清友个人出版及参与的作品有《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