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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对《白鹿原》的误读,今天已基本解除

2012年09月1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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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接受本报采访,谈及20年来的白鹿原与《白鹿原》。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定价:39.00元
白鹿原实景。

  政治正确与常识正确

  新京报:你说这些年因为《白鹿原》一直被误读,所以不能拍影视剧,你觉得最大的被误读的地方是什么?

  陈忠实: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说把阶级关系模糊了。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觉得没有改变这种关系。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但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没有改变。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吃饭,还打骂长工。

  新京报:就像周扒皮。

  陈忠实:过去人们都那么写,所以人们没看到还有这么融洽的主顾关系。对此我是有生活体验的,过去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他的地都被分了,但每逢过年过节,他和长工都会相互往来。这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地主需要勤劳的互相信赖的长工,地主再愚蠢也不会让长工饿着肚子干活,为了省下一碗饭,让长工干不好活。不能为了显示地主的坏,连基本常识都不管了。

  新京报:还有其他被误读的地方吗?

  陈忠实:还有就是白灵被活埋。我小说中白灵被误杀是真实可信的。连刘志丹都曾经被囚禁起来,何况一个小的战士。这说明了那时极左路线在革命队伍里占统治地位,这样的历史能不能涉及?这些革命经历中的历史,后来引起一些误读。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误读今天都解除了吗?

  陈忠实:基本都解除了,都二十年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包括文学进步,这些都促进误读的解除。

  全貌只能留待连续剧

  新京报:电影《白鹿原》马上就要上映了,听说你给打了95分的高分?

  陈忠实:我挺满意的,是外行人啊。原来的电影三个多小时都容纳不了,后来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革命者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但即使是现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还是比一般单片长了。现在《白鹿原》正在筹备拍电视剧。

  新京报:舞剧版和话剧版的《白鹿原》你看过吗?

  陈忠实:我都看过,不同的改编角度不一样。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改编,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时空限制,不管是舞台还是荧屏,时间和空间都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物和故事。所以导演都集中在白嘉轩、黑娃和田小娥这条线上。林兆华的话剧想全面展现这些人物和故事,但是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情节都不能在舞台上直接展现,而是通过人物对话来交代。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也许只能等电视剧了,那个不受时空限制,装不下再续一集嘛。

  白鹿原的麦子,已变成樱桃

  新京报:《白鹿原》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的故乡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笔下的白鹿原世界还存在吗?

  陈忠实:白鹿原现在变化很大了,尤其是我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学城了,有十多所民办大学。那儿距西安也很近,十多公里,离西安近又躲开了西安的喧嚣。原上的农民也改变了原来的传统工作,以前他们主要是种小麦,现在全部改成种樱桃了。每到五月樱桃成熟的季节,白鹿原是车水马龙。农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土坯房了,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都是没有人住。

  新京报:离白鹿原多远?

  陈忠实:一百多公里。我有一次带着朋友去采樱桃,被堵在路上两三个小时,上不去。不仅是采樱桃,白鹿原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没有任何工业污染,而且种上了很多生态树木。一年四季,城里的男女老少、情侣春天去看草木,五月摘樱桃,夏天摘葡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的后花园。

  新京报:那你还会怀念小麦地吗?

  陈忠实:尽管对过去的记忆有饥饿有痛苦,但作为历史,往往会怀念。一眼望不透的小麦地,弥漫的清香,令人很沉醉。而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

  新京报:你觉得白鹿原上的人变了吗?

  陈忠实:肯定变了嘛,今天的人绝不是白嘉轩时代的人了,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和城市差不多,各有特点。

  【记者手记】

  从文字到舞台到银幕

  “我如果说在1973年冬天,在西安郊区小镇,向陈忠实约稿的时候就能想到有今天的盛况那我是胡说八道。当《白鹿原》在《当代》杂志1992年和1993年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如果我说料到有今天这样的盛况,那绝对也不真实。”如今再回忆起20年和40年前的场景,《白鹿原》的责编何启治依然很感慨。

  1973年冬天,何启治跑到陕西找到了刚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的陈忠实,他给陈忠实提议把那个短篇小说改成长篇。在公社工作的陈忠实被这个提议吓住了,但他和何启治却有了一个约定,如果此生自己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先给何启治。

  所谓白鹿原,其实是陈忠实的故乡在历史上最早的名字,陈忠实儿时不知道家乡还有这样一个名字,他是从县志上发现的。县志上记载,古时人民把白色的鹿当做神鹿,是吉祥之物,“鹿”和福禄寿的“禄”同音,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生存向往。

  从写草稿到最终定稿,陈忠实持续了四年时间。他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表达过写完这部长篇的感觉,他说自己像在一个地牢里游走了十年,突然到了洞口看到阳光,反而有种晕眩和失落。

  当距离和何启治的约定差不多20年后,陈忠实诚惶诚恐地把《白鹿原》的手稿教给人文社,他想的是,从责编到编辑室主任再到社领导,这一路审阅下来至少要两个月。结果20天后,他收到一封信,信里全面肯定这部小说,开出的首印量是1.5万册,稿费按照当时最高的标准,千字30元。陈忠实高兴地跟老婆说:“咱家成万元户了!”

  《白鹿原》的初稿,陈忠实是在他家的老祖屋里完成的,起初就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刚起笔时,祖屋前十来米有一棵很小的梧桐树,等到写完时梧桐树已经有胳膊粗,有一个圆伞大遮阴的地方,写累了他就在树下休息。可以说,这棵梧桐树见证了《白鹿原》的诞生。

  比《白鹿原》小说要难产得多的,是其从文学作品走向影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在小说出版不到两个月时,身在美国的吴天明就和陈忠实取得联系,想要拍电影,陈忠实同意,并写下委托书。之后不到一个月,谢晋的秘书来和陈忠实联系,也想拍电影。“晚了,已经签给吴天明了。”陈忠实说,“后来因为人们对《白鹿原》有一些误读,我从媒体上得知,广电局领导说不许拍电影,不许拍电视。”

  知道不能改编后,陈忠实说自己十分平静,他说相信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小说的误读会解除,只要小说能正常发行,他就足以安慰。“二十年,电影拍成功了。这二十年的历程,也显示了人们对小说的误读已经排除了。”

  在采访过程中,陈忠实接了个电话,电话另一头的朋友显然问到电影推迟上映的事情。陈忠实回答说“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解释,刚说一句,就放声大哭,给人家弄得。”放下电话,陈忠实解释说,电影推迟公映是意想不到的纯技术失误,最后的上映时间还没确定。次日,最新的消息称电影《白鹿原》将于今天(9月15日)上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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