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探析

　　时隔5年，这一轮金融危机还在扩大，百业凋敝的世界中唯一蓬勃发展的可能就是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研究。但除了对原因的分析能让人高兴以外，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抱一种悲观情绪。他们认为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场持续的衰退，谁也不知道它何时能终结，谁也不知道何时迎来下一个“黄金年代”。当然也有乐观分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是这少数之一。

　　《现在终结萧条！》，克鲁格曼的书名如此信心满满，是什么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在书中，克鲁格曼使用历史外推法，将此次金融危机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做了对比，除程度差异外两者极为相似。由此他认为宏观上应该采取类似的措施加以应对，也就是回归到凯恩斯主义上去，加大干预，增加支出。在他看来现在的世界，尤其是美国，资源充沛、技术成熟、知识丰富、人才济济，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萧条。之所以让这个噩梦持续了5年之久主要原因是人为的，而不是客观经济规律。

　　□书评人 曾靖皓

　　错误的危机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监管，政府、机构和个人都在冒巨大的风险寅吃卯粮，当泡沫破灭，债台高筑之时，无论政府还是私营经济第一反应当然就是紧缩。克鲁格曼认为采取紧缩措施来应对当前危机是噩梦持续的根源，原因如下：

　　第一、“你的消费是我的收入，我的消费是你的收入”这是个常识。紧缩政策不仅不能够偿还债务，刺激经济，相反让大量的债务人无法抛售自己的抵押资产，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同时私营经济和政府都希望支出少于收入，这就造成了流动性陷阱，陷阱形成了节约悖论、去杠杆化悖论和灵活性悖论。简单而言，减少支出带来需求不足，越节约经济越不景气，收入越少；资产价格大降，而需要抛售还债的人却很多，你越还欠的越多；由于债务水平没有下降，降低薪水来促进就业让收入更少，更无法消费，无法还债，最后还是让经济变糟。

　　第二、赤字危机是纯粹的心理恐惧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主要是美国。由于美国经济总量庞大，负债和赤字占GDP比例之低，远远没到警戒线。同时美国国债的融资成本在下降，因为紧缩情况下，储备增多，比如美国企业手里的现金已经达到两万亿之巨。很多债主更愿意借钱给美国政府以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因为赤字恐慌采取紧缩政策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通货膨胀是福不是祸。美国的通胀水平实际很低，2008年后的3年，只有1.2%左右。一般人认为这才是合理的，而进行刺激的后果可能是提高通胀率，对进一步刺激经济是不利的。但是克鲁格曼认为强行保持低通胀根本没必要，相反有害。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维持4%左右的通胀水平才是有利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债务水平，刺激借贷。

　　第四、之所以很多上层人士坚持紧缩政策，是因为他们是该政策的受益者，或是被收买，而不是真的认为紧缩政策有多好。

　　基于上述原因，克鲁格曼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以及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紧缩政策才能挽救经济的观点。

　　应该说，美国政府在一开始干预力度是非常大的，巨额资金救市，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稳定无法创造繁荣，奥巴马又采取了7000多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可惜计划失败了，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克鲁格曼认为这不是干预和投资政策的问题，而是相对于3年45万亿的经济总量而言，支出太过渺小，几乎体现不出作用。更为致命的是，奥巴马没有重来的机会，如果刺激政策失败，追加投资的可能会微乎其微。所以克鲁格曼苦口婆心的劝说就是要消除这个影响。

　　让美国左转

　　克鲁格曼在书中自称是一个轻型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实他也说，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只是一个套子，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所以要加个“新”字，就是因为美国的保守势力太强大了。

　　自上世纪里根时代以来，为了消除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滞胀和低效率，美国和英国就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这实际是保守主义的变形，一种对理性市场信仰的回归。挣脱重税和国有控制束缚的精英们很快在金融、电子、信息、能源产业等领域重新崛起，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严重、垄断利益上升、政治向右转等等。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近几十年右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了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大危害就是让美国从“大萧条”以后一直执行的严格金融政策完全瓦解。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要出来纠偏，反而要加大右转的力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克鲁格曼要跳出来大声疾呼。尽管有高层拥护，总体而言他还是比较孤单。

　　实际上，在美国高呼政府干预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确实只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耿直，却少了几分政治家的老辣。他本人言辞激烈给人留下了急刹左转的印象。如今糟糕的经济状况，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怀疑和戒备，要一下让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在政治上必须迂回。比如克林顿在新书《重返工作》中，也表达了很多类似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是他丝毫没有提及这个词，更没有指明政府干预。就美国下一步经济政策而言，实际操作可能多少都会带上点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这个毋庸置疑，因为谁都看得出，美国需要政府回归。只不过民众不接受这种提法罢了。

　　干预也有前提

　　既然干预和增加支出成为解决危机的必然手段，那么政府支出投向哪里呢？克鲁格曼认为很简单，主要还是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领域和扶持地方政府。他指出从以往经济复苏的经验来看，往往是上述领域的准备不足成为了阻碍经济复苏的原因。

　　不过需要看清楚的是克鲁格曼的分析主要还是针对美国而言的，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干预是有前提的，跟风美国未必是明智的选择。一则美国的市场成熟，制度完备，效率很高，同时分配体系相对公平，社会福利也比较完善，这样可以基本保障增加的投入能够让大部分人获益，而不是被少数垄断集团和大型公司瓜分；二则美国的经济总量非常庞大，其融资能力非常强，换作其他国家可能就没有这种能力。在已经严重受损的金融系统下，再强行融资可行性很小，即使成功也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最终进入恶性循环。三则美国很多公共事业有比较好的盈利模式，比如地铁，这种基础在其他国家不一定具备。。

　　就中国而言，前期已经采用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到今年其效果已经见底，但是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是否需要更大的投入呢？已经有很多学者站出来批评进一步的刺激行为，国家发改委也否认了新一轮的刺激计划。那我们是否真的不需要增加投入了呢？个人认为，对照美国的条件，我们不是不需要增加投入，而是在投入之前需要解决一系列配套改革的问题。首先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低效和垄断依然是我们市场经济的一大难题。其次是分配问题。最后是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很多产能是相对过剩的，而且污染严重，如果没有新的增长点和盈利模式，继续投入无疑在给未来增加包袱。

　　所以，抛开这些前提进行投资刺激可能会适得其反，克鲁格曼给出的答案对我们的借鉴作用仍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