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我们所领受的希望大于绝望

　　【教育论坛之一】

　　编者按：上周南方周末刊文《钱理群“告别教育”》引起一片哗然。几个月前，钱理群曾发表“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如今他却告别了他推动10年之久的基础教育。为何？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评论，探讨钱理群退出的“真相”。

　　钱理群关注中学教育，恰是我初为中学语文教员之时。钱先生以北大教授之高位，转而关注基础教育之小道，十余年而不辍，无论道德操守，还是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树，还是亲力亲为编撰各类中小学生“人文读本”，从立德、立言到立功，都在我们视野之内。因而，看到钱老的痛心疾首，我真的很难过。我也想跟钱老说一句，您做得已经够多了，谦虚则可，又何必妄自菲薄？

　　请原谅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就南方周末的报道而言，我全然不同意钱老对教育现状的判断，也很不赞成报道所呈现的对教育的理解。纳闷的是，为什么钱老会这么绝望，而16年来一直在中学教育第一线的，按理说应该被应试的战车绑架的我，甚至越来越充满希望，感受到力量。我认为，目前正是教育大有可为的时节。

　　从南周的报道来看，钱先生绝望的，无非是学校体制。但钱老师似乎没有意识到，体制内教育，并非教育的全部。而钱先生个人的所谓“节节败退”，也未必一定就是基础教育的节节败退。事实上，至少在一些沿海城市，体制内应试教育的模式确实已经开始破产。只要能够有一个较好选择，我不信家长还是会送孩子去应试。我倒认为，这恰是民间教育觉醒的征兆。

　　就我自身的经验，“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这个全称判断显然有问题。梁卫星和夏昆老师便可以作证，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呵护孩子们自由的心灵。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本身有巨大的力量，只要是快乐的、有趣的、自由创造的，其力量显然大于其反面。钱老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属于夸张的修辞手法。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先生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况我在每一届学生中都遇到——他们认为我说的，让他们讨论的，都是务虚，而与分数无关。这个时候不该你绝望，既然你是教育者，你秉承爱的教育的宗旨，那么，就请你俯下身来倾听一下，他在想什么，他究竟需要什么。这个时候，人文精神之类的大词，显然很无能，解决每个孩子的具体问题，更为迫切。又则，既然我们以自由看待教育，那么，还有一个前提，自由是需要习得的。正如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教师的民主教育，并非仅是告知孩子们你需要选票，而是在生活中，与孩子们平等相待，耐心倾听，尊重其意见。这种身教，是民主素养培育的最好方式。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的价值在于，我们不能直接干预当下，我们是在为尚未到来的社会准备新人。

　　然后我们来观察整个社会。教育不正是整个社会应该一起来努力的事吗？你会发现希望在民间永存。2009-2010年，一场关于小学教材的谬误的大讨论遍及全社会，深度发酵，之后民国老课本大卖，最后以老六的《共和国教书》为终极版，一度洛阳纸贵。这说明一个问题，全社会都在关注教育，并且都在急切寻求出路。最近邓康延先生的追寻教育传统的《先生》系列片热播，也是一种呼唤。“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老师的告别语别人听来沉痛，我听来很刺耳。钱老师，这个社会正在呼唤各种各样的崭新的教育，所谓独立教师，自由教育，您怎么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

　　钱先生说，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我很怀疑，何以我们会有这么一种自负，认为我们播下的便一定是龙种，或者何以我们便知道，我们所播撒的，正是他们想要的？教师，也需要一种谦卑，一种道德自省，我反对教育“改变人心”的说法。教师并非上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而教师的，才能归于教师。正如我友郭初阳说，只要把我们的课堂，以及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变为练习自由最好的场所便够了。我们想过要胜利吗？要看你想得到的是哪种胜利。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以一己之力，扼住历史的喉咙，这是浪漫的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情结。所以，我想说，我们都对中国教育怀有希望，但我的希望，并非你的希望。教育人生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怎样的境地，我们都努力去收获尊严感与价值感。

　　□蔡朝阳（浙江 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