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第二次“郎顾之争”

　　■ 焦点热议

　　在那一轮“国退民进”的热潮降温之后，形势却在短短几年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此种窘境，可能大大出乎当年参与“国资产权保护”争论者的意料。

　　性格决定命运，曾经的资本狂人顾雏军，在悲情度过7年的牢狱生涯后，再次选择迥异常人的方式高调亮相——9月14日，顾雏军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帽，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自我洗刷清白之余，更是实名举报4名高官。

　　尽管顾雏军的入狱，形式上是犯有“虚报注册资本、作假报告虚增利润、以及挪用资金3亿多元”三大罪，但他至今仍忘不了引发其悲情命运的导火索——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后悔当初与郎咸平争论”。

　　也许，诚如顾雏军所言，如果在当年“国退民进”的狂潮中，他与同受质疑的张瑞敏、李东生等人一样选择沉默，他或许不会成为那场质疑“侵吞国资”风暴眼中的焦点，从而避免锒铛入狱的命运，名噪一时的格林柯尔系也可能不至于瞬间集体垮塌。

　　可是，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感慨个体人物的命运，而是跳出顾雏军案件的具体是非之外，用更宏大的视野，全面回顾、并考量当年的“郎顾之争”，我们仍应对那场大争论持肯定态度。正是2004年那场火药味甚浓的“郎顾之争”，引发了近乎全民性的“国退民进”大讨论，在此之后，不计成本的“国资贱卖”歪风大为扭转，而隐于其后的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行为亦相对收敛。

　　可惜的是，在那一轮“国退民进”的热潮降温之后，形势却在短短几年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虽然决策层尝试通过新旧“非公经济36条”，为民资进入垄断性领域扫除政策阻碍，为不同资本主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民资不仅在煤炭、石油等资源性行业被强行（或变相）挤出，而且在地产业、以及相关制造业亦频频遭受打压。而这些与显性化的“国退民进”违规相比，其种种不公却呈相对隐性化特征，如通过信贷资源、财政补贴、以及项目申报等分配失衡，从而更多倾斜于国资的成长、而相对弱化民资的竞争力。

　　此种窘境，可能大大出乎当年参与“国资产权保护”争论者的意料。事实上，近年来在此主导之下，无论是整体经济运行效率、还是具体产业竞争力、抑或是内生经济要素的激活，均已明显不乐观。

　　在我国经济明显下行之当下，我们仍有深入讨论“国企改革”的必要，从而尽快扭转当下国资与民资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格局，并由此形成不同资本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期激发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因此，在顾雏军出狱即喊冤之时，我们真诚期待第二次“郎顾之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郎顾之争”，是围绕单个国企改革案件所引发的争论，而此次我们则希望，能够在顾雏军案件尚未盖棺论定之时，全面讨论当下民资公平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关于“经济运行效率与国企改革程序”等更为深入议题的讨论。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