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宇 投行中的“数据帝”(2)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超乎想象”

　　（上接B09版）

　　下半年经济将小幅回升

　　新京报：上周五刚刚公布了二季度GDP,数据创三年来新低。如何判断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

　　宋宇：年内应该会看到经济开始一定程度的恢复。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偏慢，这一方面反映了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一方面是偏紧的政策导致的。

　　6月份CPI数据显示，不但没有通胀，反而还出现了通缩的压力。当月CPI同比涨幅2.2%，但经过季节调整的环比增幅为负值，PPI经季节调整后已经连续两个月为-5.0%。

　　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不考虑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单从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有一个政策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下滑是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没有调整过度的风险，就如同一个过胖的人主动减肥也可能减成一个过瘦的人。

　　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未来国内政策保持5、6月份的力度，外部需求也有所恢复，下半年经济会有比较温和的恢复，但不会重现2008-2009年时的大幅恢复，因为政策空间比当时小很多。

　　新京报：是否能实现“软着陆”？

　　宋宇：在很大程度上，今年经济已经着陆了，基本算是一个“软着陆”，但也不算特别的“软”，因为经济下降的实际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软”或“硬”只是人为界定，经济下滑过程中会有一个量的变化，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区别。

　　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外需和通货膨胀的变化，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

　　至于外需方面，要特别考虑到外国政策的变化和我国自身的政策变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对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家经常估计不足，一个原因是大家看我国经济的总量还比美欧小得多。但是一个国家的影响不但要看它的绝对量的大小，还要看它的开放程度和波动幅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它看上去更大。特别是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相对发达国家较低，造成短期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更大。

　　现在外国经济基本面差，中国经济的边际影响可能更大。就像一个半大小子感冒，他打个喷嚏，旁边的老爷子可能就会得上肺炎一样。所以中国的政策制定必须更多的考虑自身政策变化，通过对外需影响对自身经济的二次以及多次影响。

　　“稳增长”和“调结构”不矛盾

　　新京报：据你观察，中国目前经济转型进展如何？

　　宋宇：有进展，但进展有限。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短期调整的水平在过去几年有了明显改善，灵敏程度显著提高，避免了出现经济长期持续过热或过冷的问题。

　　不过，目前深层次改革相对比较有限，下一步如果还想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开始推进一些比较难的改革，加大改革力度。

　　最近开放对民间资本的准入是一个积极变化，但是垄断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各方面资源优势明显，政府还应该更主动地去打破垄断企业，而不仅仅是准许其他企业进入垄断行业。

　　新京报：有人担心，明确的放松倾向带来“稳增长”的同时，会忽视“调结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宇：从客观上来讲，可能会发生重“稳增长”轻“调结构”的情况。但从政府的主观意愿来说，绝不应该顾此失彼。

　　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政府如果想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就要积极主动地推行深层次的改革。就好比消防部门既要救火，也要排查其他房子的火灾隐患。

　　还要注意的是，政府不要既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要当观众。政府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好，不该做的事一定不要去干涉。这对保持长期增长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的“国进民退”，不一定是国有部门的生产份额提高了，也可以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了。例如哪个企业成功更多的要看它和政府的关系怎么样。这种“奖励机制”，可能会导致国外的企业在把精力放在创新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把精力放在比拼政策关系上。而这对经济的竞争力和政府本身的工作都会是相当不利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由“堵”变“疏”

　　新京报：你怎么看今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效果？

　　宋宇：我觉得基本上起到了作用，房价避免了持续大幅上升和跳崖式的跌落。下一步，政府继续严格执行现有调控政策是大概率事件。

　　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了一个积极的变化，那就是更多地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以前对土地供应、房地产开发贷款都有严格的控制，这对长期房价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现在，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供应以及普通商品住宅的开发贷都给予保证，倾向于由“堵”变为“疏”。

　　新京报：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日前表示，房价两年后可能会报复性反弹，对此你怎么看？

　　宋宇：如果供给政策能够继续目前的调整，进一步改善供给，且每年需求的增长总体保持稳定，不一定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当然，房价确实有反弹的风险，但政策思路的调整对房价的长期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我希望调控能达到的目标是让房价不要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长期来看，限购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都有待商榷，可能需要其他一些工具替代。

　　养老金制度应提高透明度

　　新京报：对于目前热议的“养老金”问题，你怎么看？

　　宋宇：为什么养老金一定要通过政府把钱从居民手里收上来，若干年后再返还给居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我倾向于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投资和提高未来预期财富，让个人自己通过市场机制选择留多少养老金。

　　政府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设立低保制度，帮助弱势群体，但是这个低保制度和养老制度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在政府主导的范畴内需要加强和完善各方面监督，提高透明度，以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如果老百姓的大量财富通过一种不透明的方式被管理，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新京报：人口的老龄化将对未来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宋宇：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了，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增长能力已有所下降。

　　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出现独生子的独生子成为人口主力，这个人口结构是非常可怕的，等到那时，再调整人口政策就来不及了。

　　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尽快转向。很多人总担心资源不能支撑更多的人口，如十九世纪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就非常担心土地不足以支撑人口增长，所以会发生大饥荒。事实上，人口增长迅速后的大饥荒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偶然人为因素，而不是资源的枯竭导致的。这反映了人类资源利用的潜力。

　　（下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