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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与台湾奉元书院

2012年09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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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毓鋆
号安仁居士,1906年10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十)-2011年3月20日,乃礼亲王世铎之孙,和硕礼亲王诚厚之子。自幼受宫庭教育,即长又师事陈宝琛(皇储之家庭老师、宣统帝之太傅)、郑孝胥、罗振玉、柯劭忞(蒙古史学者)、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诸先生,习经史子集之学,另有英国人庄士敦先生(Reginald Johnston)授西洋之学。此后自学三十余年,本《易经》以为体,而据《春秋》公羊学以为用。
爱新觉罗·毓鋆在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六十余年,述而不作,及门弟子有上万人之多,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一生倡经世致用之学并注重对时势之分析,2011年3月20日于台北市家中辞世,享寿106岁。
《毓老真精神》
张辉诚著
印刻出版社(台湾)
2012年7月

  在台湾文化圈,他几乎无人不晓。他是隐士,传授的却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是满人,发扬的却是华夏奥旨;他属天潢贵冑,自幼遍享王府钟鸣鼎食、锦衣玉饭,中年后却对清苦生涯安之若素;他曾经活跃于历史政治舞台,惊天动地,来台后却旋即隐居民间,默默传授中国学问,前后长达六十余年。

  1 忆其人 出身煊赫,经历者多

  (他)感叹地对学生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不做汉奸,老蒋时代不当走狗,到现在九十八岁,人还不糊涂!”

  他是爱新觉罗·毓鋆,在台湾,人皆尊称“毓老”。毓老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于2011年,享寿106岁。他是清朝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第一代礼亲王)裔孙,自幼生活在礼亲王府,——礼亲王一脉,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从清初到逊位后三年(1914年),共278年,历十一代帝,传十五王,声势显赫,人才济济,堪称“清代第一王”。——毓老七八岁时,太福晋(亲王正室,即毓老母亲)亲授四书,十三岁时读完经书,又受业于陈宝琛、康有为、郑孝胥、王国维、罗振玉等名儒;后留学日本、德国,满州国时曾任职情报机构高阶官员(因恨日本人,故暗中襄助中国情报人员,战后审犯,皇族多为汉奸,唯毓老不是),1947年被蒋中正软禁至台湾,初到台东教育山地学生六年,后回台北任教大学数年,不久即自办书院讲学,直到临终前犹讲论不辍。

  毓老于中国近代史,亲身经历者多,名公巨卿,多曾交游周旋,偶回顾自己一生事业,曾感叹地对学生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不做汉奸,老蒋时代不当走狗,到现在九十八岁,人还不糊涂!”

  毓老始终认为“书院自有其力量”,故自创奉元书院,目的就是要“讲中国学问,认识中国学问的真面目。”

  2 传孔学 宣扬“治天下”之学问

  “孔学都是治世之学,孔学就只有一个思想,仁。中国人的学问就是一个时,必得乘时以支配天下,仁就是救天下的法宝,所以要以仁为己任。”

  毓老把中国学问称为“夏学”,书院专讲夏学。“夏,是中国人的文化。中国是广义的中国,是中道之国。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谁能用中道,谁就是中国人。中道之国,没有边际。”又说:“入中国则中国之,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是生生不息、是永恒。”又说:“我们书院现在只讲孔学,因为每个人都有专学,孔学以外的,我不懂。”接着又说:“孔学都是治世之学,孔学就只有一个思想,仁。中国人的学问就是一个时,必得乘时以支配天下,仁就是救天下的法宝,所以要以仁为己任。”并以此比较:“夏学,是以大事小。满学,以寡御众。孔学,则是御天下,必使人人皆可为尧舜。——中国文化没有中断灭亡,都是孔老夫子的智慧。”

  毓老讲孔学,主以经书入门,“依经解经,不是空想臆说”,特别注重用事、经世,曾说:“讲书以《易经》为本源,五经就是五常,经书都是治世之书。”又说:“《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就是守正,守正太难了,故要‘大守正’,下这么大工夫,就是要达到圣功。一个人守正、养正,特别重要,我们读圣贤书,都是为了希圣企贤。圣功,不是写几本书就成了圣人,孔老夫子是为了有所为,才成圣人。道不行了,才回来鲁国,《春秋》字数最少,是因为孔子年岁最少了!《春秋》和《易经》是孔老夫子的精心二书。你们要真懂得‘深明大义、居正一统’,看历代那些批注都要哭了!中国历代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人皆可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思想,尧不传给儿子,而是让贤。旧时代儒丐、奴儒在帝制时代都不敢明讲。”

  3 办书院 承续中国书院传统

  “毓老终其一生秉持书院传统,重视时务、讲究实学、洞悉要义,并且阐明道统、继承学脉,一生亲身示范何谓尊德行、何谓道问学,何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因此毓老特别反对不切实际之学:“中国思想都是实学,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很多人不懂得从根上做学问,想从中间插队!没懂其所以,就是虚学,无用之学,空的。”同时批评五四,说:“从五四开始,就拿中国文化写文章换面包吃。文化精神、文化使命都没有了。五四以降的学问,都是虚无缥缈之学,好像知道很多很多,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术败坏的开始。痛定思痛不是空话。稍微用点心都知道人的责任。必得细琢磨:大用在何处?绝不是无病呻吟。”

  毓老坚持书院讲学,实与中国书院传统一脉相承,乃汲取宋、元、明书院的自由讲学精神,因此上课时总是勇于批评时政、议论人物,积极培养学子、裁成人才,以修身养德,灌输智慧,砥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以毓老心目中的大学式书院,是要能真正做到“大学”,毓老曾说:“大学,就是‘学大’,谁最大?唯天为大,为尧则之。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人人也皆可以则天。天有多大?天之所载,地之所覆,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降。天之大,没有边界,无所不容,没有半点私心(我们每天以私心入世啊),不是说君子不器(但我们小器得很),大器晚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要担大事,最好五十岁以后),能以美利利天下,才是大矣哉。”所以“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毓老终其一生秉持书院传统,重视时务、讲究实学、洞悉要义,并且阐明道统、继承学脉,一生亲身示范何谓尊德行、何谓道问学,何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要力抗西方偏重知识的大学教育,以一己之力继承中国传统书院形式(民间)、精神(自由讲学)、内涵(成德成材、修齐治平),发扬中国文化,做到“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读书人之重责大任。

  (张辉诚,台湾作家,《毓老真精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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