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全喜：二唯之间，两个贺麟(2)

　　（上接C02版）

　　贺麟的学术人生，我不得不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有两个贺麟，前一个，是身处中西思想会通之际，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后一个，我们待会再述。

　　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陈铨、张荫麟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后于抗战期间回国，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1931年甫一回国即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重要的是，贺麟把民族精神追溯到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他的《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三本书中，基本理顺并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精神，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万世开太平，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礼教诗教之化育，等等，他尤其强调精神的主体性，希望抗战能把古今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激发起来。他所谓的唯心主义，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而是精神意志上的，是心灵信仰上的，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也正是如此。

　　在万马齐喑的环境里，他已尽力

　　新京报：人不可能突变，尤其是有思考能力的人，你所谓的两个贺麟先生，只是为了更好理解分析，第二个贺麟与第一个贺麟之间所延续未变的是什么？

　　高全喜：置身事外去看历史，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味。由于中国学术走向唯物主义之路，贺麟的唯心哲学自然无法发扬延续。但对于贺麟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官方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故而，黑格尔哲学是被允许翻译与研究的。所以第二个贺麟，就不再是那个欲会通中西发展新心学的贺麟，而是一个以学者身份进行黑格尔翻译与研究的贺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麟辛勤介绍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达到了所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环境。

　　新京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你所说的贺麟的这个“最高成就”包括哪些？

　　高全喜：其一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主要名词、概念、范畴，比如有无、对立、统一、一与多、差异、扬弃，等等，都是从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中提炼出来，成为大家所共享的专业术语，所以说，贺麟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

　　其二是，翻译讲究信达雅，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洗练、简洁，是西学翻译的经典性作品，可以说，他把之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翻译的痴迷，虽然他的新儒学发凡已断，他把学术之志，寄于翻译之中。就像沈从文离开小说研究服饰，吴文藻离开政治学研究红楼梦，虽是转型，用力相齐，境界同构。

　　其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贺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后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大多受惠于贺麟先生的哲学翻译与研究。

　　第二个贺麟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教育者，尽管思想的锋芒消减了。

　　他非超凡脱俗，身后或许也有小辫子

　　新京报：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

　　高全喜：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如何看待你提到的这些事呢？德国哲学家中，恩格斯就评价说，歌德与贝多芬相比，黑格尔与费希特相比，前者都有一个庸人的辫子。有个故事是，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聊谈，恰巧一位王公经过，歌德主动让路，还向王公离去的背景鞠躬，贝多芬就不以为然。还有席勒，相比之与歌德，他是非常执着地批评王权专制的。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歌德就比席勒差，黑格尔要不如费希特。从某种程度上说，冯友兰的辫子就很长了，贺麟非超凡脱俗之辈，对世俗权力，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或许也有那么一段小辫子吧。

　　新京报：我在贺麟的《文化与人生》里读到他1946年谈论学术的文章，他认为学术必须独立，决不能成为政治的依附物，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那么，你所猜测的这种服从已然存在的政权之道，与他自己表述的学术独立之间，有何关联？

　　高全喜：你要知道，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儒家，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政权基本上都是趋于认同的。贺麟浸濡其中，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缺乏某种思想家的抗拒意识。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不仅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写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当教导长，赞同蒋介石当时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接见过他三次，毛泽东接见过他一次。贺先生对政权的态度是很传统的，很古典的。对此，我曾很有疑惑，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大体想通了，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执掌天下，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你可以不赞同其说辞，但时代精神毕竟曾经流连于此。我想贺先生认同的与其说是政权的事功，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天命。

　　具体说到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我认为，一方面有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学理层面的，胡适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德国哲学是存在差异的，在思想层面上存在争鸣的可能性。在为人为学上，贺麟都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特殊时代加于人们的痛苦，他也都一一承受，从未转嫁于他人。至于你提到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他对学术独立的想往，也体现了他对思想自由的认信，学术是学术的，政治是政治的。

　　新京报：50年代，贺麟曾经想帮他的老师吴宓觅得北京一个大学的教职，吴宓拒绝了。这件事情可曾触动他的某些心弦？在你与他的交往中，他是否有些许感慨？

　　高全喜：在我的印象中，贺麟对于吴宓是深有感情的，当时他与我们经常谈论起吴宓，回忆起清华读书时的时光，但多是他们师生如何读书写诗，以及吴宓当年追求毛彦文的痴情，很少谈及政治立场。我想，这或许是贺先生依然知晓，1949年的建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了，共产党的革命是一场古今未有的大变化，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最合宜的师教。当然，他很是怀念往事，他会时常给我们看他在哈佛期间的读书笔记，甚至他少年时写的爱情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与我一同翻阅朱熹的摩崖石刻的拓本，一起欣赏朱熹那苍劲有力的书法，神情中充满了向往。

　　贺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他很少给我们按照章节讲课，更多的是带我们进入一种思想的氛围，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耳濡目染中，使我们获得做学问的底气和境界。现在来看，他基本还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式学者。对社会剧变中的很多东西，并未有敏锐的认识。可以说，他从不抵抗什么，但在他的思想深处，终究还是闪现着作为哲人的那一处澄明。

　　学术思想如何赓续

　　新京报：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以文化复兴的名义编写了一套中国历代思想家，请彼时名家叙写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生平小传以及学术思想分析，书出版后，极受关注。其现代思想家一辑，最后几位，是冯友兰、东方美、唐君毅、牟宗三，而贺麟并未列入。

　　高全喜：港台学界的评议未必就深谙近现代中国思想流变的法门。贺麟早年会通中西，首创现代儒家的新心学之义理，虽然蔚然有成，但终未开出博大精深之体系。继而后半生均致力于翻译和研究黑格尔，虽然另辟蹊径，开启了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之滥觞，但毕竟西学研究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就中国思想家的视野来看，早年的贺麟新心学具有原创性，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贺麟之黑格尔研究。

　　新京报：你所说的两个贺麟先生，是就思想价值的底蕴有感而发的。如果整体观察贺麟一生的学术思想事业，值得后辈学人景仰的东西是哪些？

　　高全喜：第一，他是民国以降，中国学术界关于黑格尔翻译与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时人对贺麟的认识是与黑格尔密切相关的。确实如此，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经过贺麟翻译的众多哲学术语，成为中国社会有关哲学讨论与思考的“通用粮票”。有研究者说，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中，只有《小逻辑》堪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媲美。

　　第二，贺麟一辈子崇尚唯心论，这一点即便在思想改造之时，也没有泯灭，他所理解的唯心论，是理想的唯心论，是关于心灵与精神的哲学。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在斯宾诺莎的人格中，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风范里，在中国孔孟之道的开展中，在程朱、陆王的理心之学中，在传统中国的礼教和诗教上面，发现与体认了这个理想的唯心论。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新儒学，在他那里并不隔膜，而是统一的，是宇宙之大我，是精神之表现。故而，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引用的席勒《友谊颂》的那句名诗：“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出泡沫。”

　　第三：那就是贺麟创建的新儒学，尤其是基于新心学之脉络的新儒学。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多有提及。我认为，就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之前景来看，贺先生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孕育之中，就此来看，贺麟可谓远见卓识。

　　这个秉有三千年之历史的古老民族，其新生的标志，不是普世之制度之构建，而是融入普世价值的新理学，尤其是新心学。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前，贺麟前后的那一辈学者就早已经揭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