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之间点燃思想火焰的哲人

　　贺麟先生，字自昭，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和翻译家之一。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92年9月23日于北京逝世。今年秋月正是他老人家110周年诞辰和20周年祭。不才弟子祥龙稽首遥拜先师在天之灵，谨撰此文，简述贺师于当代中华哲理的开创之功，抒发吾辈后学追念恩师雨露恩泽的拳拳之情。

　　贺先生的思想生命，在中西文化冲撞、民族危亡深重、西化之风盛行之时，搏风激浪，跌宕宛转，终成大观。它既不失自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脉的源头，又能深入西方哲学的根本，从方法上沟通两者，开出了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哲理天地，为中国人的当代哲学探索指示了一条极有活力的道路。

　　理想 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

　　贺麟自小曾入私塾，后入新式的小学和中学，是全校能把古文写通的两人之一。后考入清华，由中等科读到高等科，历时7年，深受梁启超、梁潄溟、吴宓等名师影响，结交张荫麟、陈铨等好友，立下为灾患深重的中华民族寻求哲理出路的宏大志向。

　　他在美国和德国度过了新鲜、紧张而富于思想成果的五年，在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学到西方丰厚的人文学术、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尤其对于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唯理主义传统，深有所得。1931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特征和学术方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的文化危难，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潮涌而来的西方哲学——西方的思想强权——与中国自家的古代哲理相沟通，让浸透儒释道传统的中国头脑能够真切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神髓。

　　贺先生因而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的学术理想就是让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他主张，要真正打通中西哲理，必须从“大经大法”处入手，也就是首先要领会西方哲学的正宗大统，这在他看来就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唯理论，乃至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让它与中华的正宗，也就是儒家哲理传统相遇，在对比互激中达到相知，由此才会产生跨文化的深远哲学效应。

　　这实际上也是在纠正当时中国的哲学界里边的一些取巧的做法，即只抓住西方某个依傍自然科学的强势而一时流行的支流、末流，比如新实在论、实证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化的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大做文章，让国人误以为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正宗显学。

　　求索 自知自觉，智慧的火焰

　　贺先生经过长期的求索，发现西方唯理论的根基是“逻辑”之“心”，而这颗“心”既是直觉的，又是辩证发展的。所谓“逻辑”，意味着达到思想的根基处，所以它首先不是指形式逻辑，也不限于辩证逻辑；这也就是说，它并不首先是概念化和形式推导化的系统，而是“精神生活的命脉，同时也是物质文明的本源”。它的具体意思是：要依据你所思考的东西的本性来思想，也就是通过“真观念”来思想。

　　而“真观念”，与抓住事物共同点的“普遍概念”乃至“正确观念”都不同；它不只是与其对象相符合，并在这个意义上正确；而是总能正确，而且总能自知其为正确，而要获得真观念，不能靠归纳法、抽象法、辩证法等等，只能靠直观法或直觉法。什么是直观法或直觉法？简单说来，它是直接看出真理之所在及其理由的方法，直接看出了问题的真理之所在，以及所在于斯的理由，于是在得到真理的同时，完全自知自觉它的真理性。

　　这“自知自觉”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在寻找最根本的哲学真理时，经常不是达不到真理，而是达到了而不真知它就是那个唯一的答案，因而做不到知行合一。儒家的《礼记·大学》开篇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它主张，求至道的要害在于能“止于至善”，而不仅在于能得到至善，因为“知止而后有定……能慮，慮而后能得。”所以，此方法既应叫做“直观法”，还应称作“直觉法”，取其观中有觉、觉中有观之义。贺先生因此将两者通用。他相信，直观法得到的真理才是智慧的火焰，能放射出那照亮黑暗、点燃人生的灿烂光明，由此而升华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存境界，因为这真理正是人生、世界和民族的活的本性之所在。

　　贺麟赞同斯宾诺莎，认为这种直观法可以从数学转移到哲学中来，由此而给予逻辑以原本的意识自觉之心。贺先生还赞同费希特、尤其是黑格尔的主张，认为这逻辑之心要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中赢得自身中潜藏的全部实在和真理。而在他解释宋儒的直观法时，又通过分析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影射出有一个先于显意识的意义发生境域，它让直观法可以“深沉潜思”和“优游玩索”于其中，使得“以物观物”“豁然贯通”和“心与理（合）一”的认识和生存境界可能。

　　学理 会通中西，尽心知性致良知

　　由于发现了这个逻辑之心的直观法，贺先生得以站立于古今中西的交接点上，起到其他现代中国哲学家们起不到的作用。西方传统的唯理论，虽然看到这种直观在数学和哲学中的“起头”地位，但由于它的概念化和体系化的倾向，除了斯宾诺莎，基本上没有自觉到它是一个关键的方法，所以也就没有去深究它的运作方式和预设前提。只有到了黑格尔之后的当代西方哲学，才开始对它有了集中的关注，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它、开发它。比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等，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运用它，甚至反省它。但只是到了开创现象学的胡塞尔，这直观法才被最清楚地自觉为一个核心方法，在“还原”、“现象学的看”、“观念直观”、“内时间意识”等名目下得到层层深入的研究。

　　从此，现象学运动在“朝向事情本身”的直观法的致思方向上精彩叠出，主导了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贺先生不仅从属于传统唯理论的斯宾诺莎那里，还从当代西方哲学家，比如克尔凯郭尔、狄尔泰、柏格森，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看到了直观法的原本和妙用，就此而言他站在了西方哲学的古今交点上。

　　不少现代中国哲学家（比如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否认或没有意识到直觉可能是一种思想方法，因此他们讲的“理”或“道”，是无心的、特别是无直觉之心的“硬道理”。贺先生之所以能发现这种逻辑之心的直觉法，与他自小浸润于中华传统有关，特别是与他清华求学时在名师指导下，对于孟子、王阳明、戴震和焦循的研读有关。正因为有了这种“尽心而知性”的“致良知”的背景，他在西方求学时才会一遇斯宾诺莎就爱之终生，发现其中有逻辑之心的直觉法。他在《斯宾诺莎像赞》中称颂斯氏道：“辨析情意，如治点线。“以直观法”精察性理，揭示本源。知人而悯人，知天而爱天。”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发现了中华哲理、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直觉法，在《宋儒的思想方法》这篇重要论文中做出了开创性的精深研究，既揭示陆象山、王阳明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内省直觉法，又揭示了朱熹的涵泳体察的物观直觉法，并通过区分前理智的直觉、理智的分析和后理智的直觉这样三种方法和意识阶段，指出宋儒的直觉法不是理智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后理智的理性方法。由此，贺先生站到了中西之间的方法论地带，以特别富于启发性的方式沟通了两者，同时也展示了直观或直觉法在双方和每一方中的丰富表现。

　　当贺先生讲“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真理（直）觉于心”时，其中就充满了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主流见地的相互感应和振荡。看不到直觉在这里边的作用，就会将这话或当作宋明儒之常谈，或当作唯心论之旧见，而失其沟通中西、连结古典与当代的要害和新意。贺先生一生致思风格，全系于此。

　　澄明

　　劫后余生自得悠然

　　1949年之后，由于“唯心论”成了负面的东西，贺先生的学术活动就以翻译和解释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为主了。我与贺先生的师生缘分，就是从读他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译本开始的。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身负“政治错误”的重压，前途迷茫，因为某个机缘来到他老人家的书房，寻求那还看不到的希望。他刚从干校被放回，书房门上也刚刚撕去了自“文革”开始就贴上的封条。我面对他那双慈祥睿智的眼睛，说了困惑和愿望，先生就让我自己在书架上找一本书先读起来。我选中了《伦理学》，因为它一开篇就讲“自因”“实体”“神”这样的我不懂却很想懂的东西，还因为它是贺先生翻译的。

　　从此，劳累过后，便在农舍小屋中读这本还夹着一些繁体字的书。初读这样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原著，令我举步为艰。几个月中，我数次携书去贺先生家请教。他每次见我，都显得很高兴；待我说完不懂之处，便为我讲解。有时是逐词逐条地讲，有时则是引开来讲，从斯氏的身世，信仰、人品，谈到他与其他人（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尔）的关系，他对后人（比如莱辛、歌德、黑格尔）的影响，以及这种“泛神论”与中国哲理的关系，他本人学习斯宾诺莎的经历和体会。说到会心之处，那笑容就如孩子一般灿然纯真；讲到动情之际，那头上的软帽也要偏到一边。

　　我有时真听到心中发热，脊背发冷，想不到人生里居然有这样一番天地。每次请教回来，再读此书，就觉得近了一层。这样反复揣摩，反复对比，终得渐渐入境，与贺先生的谈话也更加生动了。我们一老一少，不管外边“阶级斗争”、“批林批孔”的氛围，就在这书房里忘情地对谈，由他领着畅游那个使神、自然、理性、情感贯通一气的世界，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我的心灵，从情感到思想和信念，得到极大的净化、提升、滋润，整个人生由此而得一新方向。

　　他与我的谈话中，几乎从不提这些那时颇有政治含义的学术大名词，只是讲思路、讲人格、讲精神境界。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是在不顾其他一切地倾诉他最心爱的东西，滚滚滔滔，不可遏制。我后来回忆这段缘分，省思到，贺先生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屈从什么“思想改造”，在它的深处，依然是原发的思想，是对那能放射出光明和温暖的真理之火的热烈追求。有好几回，他忘了别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与师母约好在外边请人吃饭，结果完全忘掉。当我们谈意正浓时，师母懊恼而归，让我极感歉意。

　　□文/张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