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闰土：铸就现代文明人格(1)

　　今年9月学者余世存在“一席·现场”的活动上做了一次演讲，主题临时从“背叛”换成了“失格”。因为余世存谈到自己作为生活的旁观者，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中国人身上社会人格的全面滞后与退化。“我有时想今天的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讲，大家都是闰土。一种是麻木的、愚昧的闰土，一种是精明自私的、愚蠢的闰土。”

　　而由余世存担任执行编委之一的“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意欲在前辈先贤身上，呈现“现代文明人格”。它以传记丛书的形式刚刚问世，目前出的是第一批，传主为爱因斯坦、丘吉尔、荣格、杜尚、李普曼、梁启超、李叔同、蔡锷、丁文江、梁漱溟、费孝通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物。

　　背景 提倡现代社会的公民阅读

　　在看似繁荣的图书市场，一边是世俗化、娱乐化的读物，诸如种种关于戏说、养生、健身、中医的图书，一边是学院派学者严谨、艰深的学术著述，两者之间却缺乏一种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公民所提供的常识性阅读。而这种市场的不完善也造成了中国人读书的误区。

　　2011年余世存出版了《非常道：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在自序中他写道“中西传统都有过的这类书、现代公共知识产品或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在我们社会仍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在余世存看来，中国图书市场的另一处匮乏便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培养出优秀的专栏作家和通俗作者，像美国的李普曼或者房龙。

　　一个良性的图书环境应该用更多资源来培养通俗写作者，如此才能构筑一个社会中作为社会人的读者所应该阅读的东西。在美国每过五到十年，便会有图书编辑邀请通俗作家或者通俗学者将近年来学院派新发现的资料或理论观点熔铸其中，来重新写一部历史著作，“其实任何的经典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历史人物都可以这样做，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实际上看这个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去看学院派的书。”

　　但中国面临的却是由学院派学者充当媒体上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无论写作内容或写作风格上都存在着一种错位和不搭界。这让余世存意识到应该培育更多能够为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人与作品，“要善于写通俗作品，这样才能让新知识、新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于是他和朋友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立意 以传记呈现现代文明人格

　　余世存便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几大丛书，其中一套丛书给了他启发。那是由工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其中包括了耶稣、萨特、尼采等人的传记，每本书都是薄薄的一本，均由外国的大学教授写成，不过三五万字。

　　余世存觉得传记是一个入门的手段，无论是体悟外在世界也好还是了解自己也罢，最好是从他人那儿得到借鉴，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活的。而如果中国人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话其实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不应该由学院派来写，而是由我们自己的社会知识分子来完成。于是写一本轻松、好读的传记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

　　但传记的形式显然又不是最终的目的，传记要熔铸出一个共识的背景。最终余世存和其他编者将背景定位在了“现代文明人格”。回望当下，社会中真正有人格魅力的人却寥寥无几。“人格在我们社会是一个最稀罕的品质”，余世存说。因缘际会，这套丛书请来107岁的周有光先生担任主编，周有光说现在很多人都不重视人格教育，而在他小时候，人格教育被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心智上要比现在开放得多，关怀也非常丰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健全的人格修身”，余世存觉得人格最基本的要素便是超越狭隘的范畴，进入到一种宇宙的时空关怀之中。而在当下社会貌似更为多元、开放的情状背后，实际上面对的是每个个体更加封闭的心灵，其中充满对他者无谓的恐惧或廉价的同情。

　　温习那些为人类提供了建设性服务的人的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获得生存的背景共识便是这套书的目的。

　　（下转C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