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曼·拉什迪的逃亡生活

　　萨曼·拉什迪的《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是一部记录他近十年逃亡生涯的回忆录。1989年，拉什迪因小说《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斯兰世界，开始在警察的保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这部回忆录的标题综合了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的名字，实际上也正是拉什迪在逃亡期间使用的化名。在这部书中拉什迪用第三人称写作，安东化身为拉什迪，语气中不时透露出既天真又具批评性的情绪。

　　这本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拉什迪在逃亡期间的生活和种种努力，也描述了他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三次失败的婚姻。

　　1998年，对于拉什迪的裁决被正式取消，到了2000年他定居纽约时，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甚至他有时都快成了一个“派对动物”。上个月，在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宣传自己新书和由自己1981年的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改编的电影之前，他在海外媒体上聊起了《约瑟夫·安东》这本书，其中包括写作动机、写作手法以及十年来的生活经历等一系列话题。

　　问：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为什么你现在决定要写这本书？

　　拉什迪：我想这更多地来自一种本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想写这本书，我觉得如果重新接触那段时光，并让自己沉浸其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也一直知道我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个作家，哪怕在最糟糕的时刻，你的身体里也总会有一种声音对你说“好故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都记日记的缘故，我只是觉得凭借这件事情的分量，它发生的速度，以及它的复杂性，连世界上记忆力最好的人都不可能将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问：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写这本回忆录呢？

　　拉什迪：我一直意识到自己不想写一本关于痛苦的忏悔或愤怒的咆哮的日记，也不想写一本意在复仇的书。我知道所有自己不想要的形式，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那时每当我尝试写作，往往无法深入，只能暂时搁置。然后我意识到我真正不喜欢的其实是第一人称，无休无止的“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觉得”“我做了”“我焦虑”等等。这有种荒谬的自恋情绪在其中。于是我想，让我试试像创作一部小说那样用第三人称写作如何，结果仿佛就像打开了灵感之门，我写出了这部书。

　　问：这种写作方式让这本书读起来像个小说，或者就像你说的，你自己仿佛就置身于一个拉什迪的小说中，里面充满了看起来耸人听闻的事情或超现实的事件。

　　拉什迪：我表达自己的方式之一便是属于我的那个世界图景破碎了。我们都有一个自己营造出的世界图景，我们知道是什么形塑了这幅图景，也知道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便是“神志清醒”。但有时我们会突然很难了解这一切，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我们自己做出了决定，却突然一无所知。也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种情况，便是“疯狂”。我觉得有一个时期我便是这样，我的神智处在极度的重压之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问：如果《约瑟夫·安东》是一部小说，那它不仅只描写了一个被迫逃亡的人所过的卡夫卡式的梦魇生活，其中还有一出出关于婚姻的悲喜剧。关于这一点，你用了大量细节来描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是不必要的。

　　拉什迪：可什么又是必要的呢？我有着卢梭那样的观点，没有人强迫你写，如果你开始动笔，你就要尽可能的诚实。我也尽可能的公正，我写每个妻子的事情都是征得她们的同意的。

　　问：但是这本书有个如此大的背景，难道不应该聚焦于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吗？

　　拉什迪：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一个你口中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你会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道德事件。那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所作出的争论在我看来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总是基于文化相对主义，抱着“我们必须让他们那样做，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这种观点。但我不这样认为。对女性做割礼，是不好的事情，因为观点不同而去杀人，也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必须对基本的善恶有意识，而不能陷入相对主义争论的漩涡。

　　问：你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拉什迪：两年半，就一本600页的书来说，这对我已经算快的了。这本书写起来要快一些，因为我已经知道要写些什么。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故事的走向，知道第一个场景也知道最后一个场景。

　　问：从逃亡生活中你学到了什么实用的东西吗？

　　拉什迪：我学会了如何反追踪地开车。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被跟踪，要做的就是大幅度地改变车速。先加速到100再减速到30，如此往复。如果在市区内，你要做的就是在车流中不停转弯穿梭。简单来说，就是要使自己像个白痴一样开车，而如果有其他人也像白痴一样开车，你就知道出问题了。

　　本版编译： 新京报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