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30年，先锋变多元

　　【当代剧场】

　　1982年9月，《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的上演，拉开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小剧场戏剧”的大幕。回望三十年，小剧场戏剧的精神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几度演变，发展至今天艺术性与商业性并存的局面。今天的小剧场戏剧已不再是某种特定风格样式的代名词，而象征更加包容与开放的戏剧生态。

　　国内第一个明确倡导小剧场运动的是田汉。1922年，田汉留学归国与妻子一同创建了“南国社”，期间创作了一批适合小剧场上演的剧目，并建设了一个小剧场。1929年，余上沅、熊佛西的“北平小剧院”成立，也曾上演过不少实验性的演出。

　　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焦点多集中在“非营业”和“适应我们社会”。彼时的戏剧人考虑更多的是这门新艺术样式在本土的适应性。不过，现代小剧场戏剧最重要精神之一的“实验性”，在当时也有相应的体现。如1923年5月19日，“人艺剧专”演出陈大悲的话剧《英雄与美人》，首次采用男女同台，中国的话剧舞台至此才正式有女演员演出。

　　40年代后，小剧场运动戛然而止，直至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绝对信号》，小剧场戏剧才重新回复生机。1982年之后的小剧场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上被称为是“新时期的小剧场戏剧”，是继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第一次小剧场戏剧浪潮后的又一浪潮。这时期小剧场戏剧的创作在一开始就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剧场戏剧创作不太一样。1982年9月，《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楼排练厅内部演出了十多场。这出戏不采用写实布景，角色与观众可直接交流等等，这些舞台处理在当时都被认为极具探索性，从而带动了八十年代一批实验戏剧的兴起。

　　在《绝对信号》内部演出的两个月后，该剧在人艺三楼宴会厅正式公演，场场爆满。到次年3月，《绝对信号》已演满百场，而后被搬进大剧场演出。像这样同时拥有大剧场版和小剧场版的戏不在少数，这其中有的是出于商业考虑，毕竟热演的戏放在大剧场演能卖出更多票，《绝对信号》就是一例。

　　到了九十年代，受到电影、电视等新娱乐形式的冲击，戏剧一度面临“观众危机”。评论家童道明认为，此时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发展“带有一种‘救亡戏剧’的悲壮意味”。在当时，北京的大剧场几乎“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

　　1993年，“93小剧场戏剧展”在京举办，当时的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席曹禺指出，当前中国的小剧场戏剧运动正处于发展时期，“我们要学习西方戏剧的经验，更要注意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探索种种戏剧形式的同时，对于戏剧艺术实践的各种商业性演出尝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那次展演上既有《思凡》这样的实验戏，又有《留守女士》这样的通俗剧。戏剧理论家田本相认为：“小剧场戏剧在中国不只是艺术上的魅力，只要内容、形式符合小剧场条件的都能来演”，中国的戏剧人要“做切合中国观众需要的小剧场”。

　　英文里小剧场戏剧叫作“experimental theatre”，本意是“实验戏剧”。从小剧场戏剧最初传入中国之时，“非营业性”是其第一标准。但经历了几十年的“断代”，自1982年《绝对信号》吹响探索戏剧的号角后，小剧场戏剧又一度成为“实验戏剧”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大剧场无戏可演，小剧场戏剧又因其低成本、易操作而扮演了救亡戏剧的历史角色。2000年后，小剧场戏剧开始在题材、类型上百花齐放，实验剧与商业剧并存。到了最近几年，小剧场戏剧不仅是青年戏剧人施展才华的一方舞台，同时也成为一些都市年轻白领休闲娱乐的时尚之选，尤其在上海，小剧场“白领剧”很受欢迎。今天我们说起小剧场戏剧，它仅仅是演出空间大小的概念，因此带来的观演关系等诸多方面较之于大剧场戏剧的区别，也是空间本身所带来的，它自身不再暗含“先锋”、“实验”的意味。

　　所以，大可不必得出中国没有所谓真正的“小剧场戏剧”的结论，也不用说当下的小剧场缺乏实验精神。小剧场戏剧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至今天的繁荣局面，如不因其顽强的生存能力与适应性，或许早就夭折了。小剧场戏剧的兴盛也是戏剧的兴盛，至于其内在精神的悄然演变，不过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现象罢了。

　　□陈然（媒体人）